我睡得很坏，第二天早晨起来独自早餐时心情十分恶劣。
十点钟，我被领到费尔利先生的起居室。他仍旧待在往常待的那间屋子里，坐在往常坐的那张椅子上，显得像往常那样身体和心情都很不好。我走进去时，他的听差正站在他面前，捧着一个和我办公桌一般长大的沉甸甸的镂版画册让他鉴赏。这个可怜的外国人十分卑顺地赔着苦笑，看来已经累得差点儿要倒下了，而他的主人却怡然自得地一页一页翻看着镂版画，用一只放大镜窥探隐藏在画中的美。
“你呀，我最好的老朋友呀，”费尔利先生说，他不看我，先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 “你很好吗？难得有你趁我寂寞的时候来看我。 亲爱的吉尔摩！ ”
我本来以为我一来他就会把听差打发走，但结果并不是如此。听差仍旧站在主人椅子前面托着沉重的镂画版直发抖，费尔利先生仍旧坐在那里，心安理得地转动他白皙的手指捏着的放大镜。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和您谈，”我说，“所以，请您原谅，我们最好是单独在一起。”
倒霉的听差不胜感激地望了我一眼。费尔利先生有气无力地重复了我最后的一句话“最好是单独在一起”，十足地显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
我可没好性子和他闲扯，我决定让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请打发那个人出去吧，”我说时指着听差。
费尔利先生拧起眉毛，噘着嘴，惊讶中露出了嘲笑。
“人？”他重复了一遍。 “瞧你这个爱开玩笑的老吉尔摩，你管他叫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是什么人。半小时前，我要看这些镂版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半小时后，我不要再看这些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这会儿他不过是一个画夹架子罢了。凭什么，吉尔摩，你要反对有一个画夹架子呀？”
“我就是反对。费尔利先生，我第三次要求我们单独在一起。”
由于我那种口气和态度，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他看了看仆人，气恼地指了指身边的一张椅子。
“放下画，出去，”他说，“别把我看的地方弄乱了。你可曾把我看的地方弄乱？没给弄乱？你肯定没给弄乱吗？把我的手摇铃放在我容易拿到的地方了吗？放好了？那么，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出去？”
听差出去了。费尔利先生在椅子里扭转身，用他的细麻纱手帕擦了擦放大镜，又斜过去恋恋不舍地欣赏了一下那册摊开着的镂版画。要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耐着性子是不容易的，然而我还是耐下了性子。
“为了维护令侄女和府上的权益，我费了很大的事到这儿来，”我说，“我想我多少有权利要求您对我的服务加以重视。”
“你别欺压我呀！”费尔利先生激动地说，无可奈何地往椅背上一靠，闭起了眼睛。“千万别欺压我。我身体不好呀。”
为了劳娜·费尔利的原故，我决不让他招得我发火。
“我来这儿的目的，”我接着说，“是要求您重新考虑您那封信，不要硬逼着我放弃令侄女应当享有的权益，放弃所有与她有关的人应当享有的权益。让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这件事向您说清楚。”
费尔利先生摇了摇头，可怜巴巴地叹了口气。
“你真狠心哪，吉尔摩，多么狠心哪，”他说。“好吧，就往下说吧。”
我向他逐条仔细地说清楚，从各个方面解释这件事情。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等我一席话说完，他才懒洋洋地睁开眼睛，从桌上拿起他那银嗅盐瓶，微露快感地嗅了嗅。
“好吉尔摩！”他一面说一面嗅着，“你这样太好啦！你这是在教我们怎样对任何人都要容忍呀！”
“我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您这就给它一个明确的答复吧，费尔利先生。
我再向您说一遍，除了那笔钱的利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获得其他财产。如果令侄女没留下子女，那笔钱的本金必须由她掌管，将来归回到她的娘家。只要您坚持，珀西瓦尔爵士就必须让步——我对您说，他必须让步，否则人家就会指责他卑鄙，认为他娶费尔利小姐完全是为了贪财。”
费尔利先生闹着玩儿似的把那个银嗅盐瓶向我摇了摇。
“亲爱的老吉尔摩呀，瞧你多么仇恨显贵人士和名门望族，对吗？瞧你多么厌恶格莱德，只因为他是一个从男爵。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激进分子——啊，天哪，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激进分子啊！”
激进分子！！！无论你怎样激怒我，我都能克制自己，但我是一辈子坚信正确的保守主义的，被人叫做激进分子，这我可忍受不了。我听了血液沸腾，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气得说不出话来。
“别这样惊天动地地大闹！最最尊贵的吉尔摩，我并不是存心得罪你。
我本人的见解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激进分子。可不是。咱们俩是一对激进分子。请别动气。我是不会吵架的，我没那股精神。
咱们别去谈这件事了，好吗？对。过来，瞧瞧这些可爱的镂版画吧。让我来教你怎样欣赏这些珠圆玉润的美丽线条。过来吧，好吉尔摩！”
听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胡扯，我总算能维持着面子，又恢复了镇定。等到再开始谈话时，我已经变得很冷静，能够恰如其分地用沉默的轻蔑去对待他那种无礼的态度。
“您以为我这样说是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存有偏见，”我说，“这您完全是误会了，先生。我只不过是感到遗憾，看到他把这件事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律师去办，以致我们没法再去和他商量，但是我并未对他存有任何偏见。我刚才是这样说，对于任何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不论地位高低，我也会这样说。我所坚持的是一般公认的原则。如果您到这里附近的城镇里去请教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对您所说的话，会和我作为一个朋友对您所说的话相同。他会告诉您，让一个未婚妻把钱财全部交给她要嫁的人，那是违反一切常规的。从普通的法律观点上来慎重考虑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是不会同意把二万镑的权益在妻子去世时让给她丈夫的。”
“他真的会这样吗，吉尔摩？”费尔利先生说，“如果他也这样说，哪怕说得有一半像这样可怕，我也保证要摇铃召唤路易，吩咐立刻把他赶出这间屋子。”
“您这话不会使我动怒，费尔利先生——由于令侄女和她父亲的缘故，您不会使我动怒。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之前，必须由您肩负这次很丢脸地订立财产契约的全部责任。”
“不可以这样！——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费尔利先生说，“想一想吧，你的时间有多么宝贵，吉尔摩，可别这样浪费时间。如果能够的话，我是要和你争论的，可是我不能够呀——我没那么好的精神呀。你这是要和我过不去，和你自己过不去，和格莱德过不去，和劳娜过不去；可是——哦，我的天呀——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件世上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不，亲爱的朋友，为了平安和宁静，绝对不可以这样呀！”
“那么，意思就是说，您坚持您信里作出的决定罗。”
“是呀，对。真高兴咱们总算彼此了解了。再坐一会儿吧——千万请坐吧！”
我立刻向门口走去，费尔利先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他的手铃。我走出去之前又回转身，最后一次对他说了一段话。
“将来无论出了什么事故，先生，”我说，“记住，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向您提出了警告。作为您府上的忠实朋友和仆人，我临走的时候告诉您：
如果是我的女儿，她决不会根据您逼着我为费尔利小姐订立的那种契约嫁给任何人。”
我身背后的房门开了，听差站在门口侍候着。
“路易，”费尔利先生说，“你送走了吉尔摩先生，再回来捧好了画给我看。叫他们在楼下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吉尔摩，千万吩咐我那些懒畜生仆人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不屑回答他。转过身，我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下午两点钟有一班上行车，我乘那班车回了伦敦。
星期二，我送出了那份经过修改的契约书，这样一来，费尔利小姐亲口说她想使其受惠的那些人就完全被剥夺了继承权。我没有其他办法。即使我拒绝那样做，也会有另一个律师订立那份契约书。
我的任务完了。这家的故事，有我本人参与的那一部分就写到这里为止。
此后即将出现的离奇故事会由另一些人执笔续写。我怀着忧郁和沉痛的心情结束了以上简短的叙述。我这里再怀着忧郁和沉痛的心情重复我在利默里奇庄园临别时说的几句话：如果是我的女儿， 她决不会根据我被逼着为劳娜· 费尔利订立的那种契约嫁给任何人。
（吉尔摩先生的叙述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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