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请您再到楼下来，”他说，“这可不能怪我，哈尔科姆小姐，这要怪福斯科。他毫无理由地反对他太太做证人，要我请您和我们一起到书房里去。”
我立刻和珀西瓦尔爵士一起走进书房。劳娜等候在桌子旁边，心神不定地扭弄和转动着手里的那顶草帽。福斯科夫人坐在她旁边一张扶手椅里，不动声色，只顾赞赏自己的丈夫，这时候伯爵站在书房里另一头，正在摘去窗台上那些花茎上的枯叶。
我一走进房门，伯爵就朝我迎上来，向我解释。
“千万原谅我，哈尔科姆小姐，”他说。“您知道英国人把我那些老乡看成是什么样的人物吧？在好心肠的约翰牛① 的心目中， 我们意大利人都是生性阴险，叫人怀疑的。那么，就把我和我本国人看作是一路货色吧。我是一个阴险的意大利人，也是一个可疑的意大利人。好小姐，您也有这种想法，对吗？瞧，既然我是阴险的，又是可疑的，那么，现在我已经做了证人，我反对再让福斯科夫人也给格莱德夫人的签字作证。”
“他这样反对是毫无根据的，”珀西瓦尔爵士插嘴。 “我已经向他解释：
根据英国法律，福斯科夫人是可以和她丈夫同时为签字作证的。”
“我承认这一点，”伯爵接下去说。“英国法律说可以，但是，福斯科的良心说不可以。”他展开肥胖的手指，放在罩衫胸前，庄严地一鞠躬，好像要把他的良心作为一位显要人物介绍给我们大伙。“格莱德夫人要签的是一份什么文件，”他接下去说，“我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要说的是：
将来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那时候珀西瓦尔爵士或者他的代表必须找这两个① 英国人的绰号。——译者注证人，在那种情况下，当然证人最好是代表两种完全独立的见解。但如果我妻子和我一同签字，那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两人只有一个见解，而那又是我的见解。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被人家当面指责，说福斯科夫人是由我逼着签了字，实际上不能算是证人。考虑到珀西瓦尔的利益，我提议用我的名字，作为丈夫方面最亲密的朋友，再用您的名字，哈尔科姆小姐，作为妻子方面最亲密的朋友。你们可以说我是一个诡辩家，一个专门注意细节的人，一个只在小处着眼、想到枝节问题、顾虑太多的人，但是，我希望你们考虑到我意大利人会被人怀疑，我意大利人的良心会感到不安，请你们原谅我。”他又一鞠躬，后退了几步，像刚才向我们介绍他的良心时那样，又彬彬有礼地带走了他的良心。
伯爵的顾虑可能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我看到他说这话时的那种神态，就更不愿意让自己卷入签字的事。要不是为了劳娜，我无论如何也不肯做证人。但是，看到她那副焦急的神情，我宁愿冒一切危险，决不能丢下她不管。
“我愿意留在这儿。”我说。“既然我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您可以让我当一个证人。”
珀西瓦尔爵士锐利的眼光朝我望了望，仿佛打算说什么。但是这时福斯科夫人从椅子里站起，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已经看见她丈夫在使眼色，这时显然准备按照他的吩咐离开那里。
“您不用走。”珀西瓦尔爵士说。
福斯科夫人又在请示，她又获得了指示，就是说，她还是应当走开，好让我们办事，接着她就坚决地走出去了。伯爵点燃了一枝烟，回到窗台的花跟前，向叶子上喷出小口的烟，那样儿好像是一心一意要熏死那些虫子。
这时珀西瓦尔爵士打开了一口书橱下面的柜锁，从里边取出一份直着折成许多叠的羊皮纸文件。他把它放在桌上，只翻开最后的一折，把其余的都揿在手底下。最后的一折上面露出一条空白，有几个地方粘了一些小封签。
所有的字都被捂在他手底下折着的那一部分里。劳娜和我面面相觑。她脸色苍白，但是并没有迟疑恐惧的神情。
珀西瓦尔爵士蘸了墨水，把笔递给他妻子。
“把你的名字签在这儿，”他说时指着那个地方。“哈尔科姆小姐，您和福斯科等会儿签在那两个封签旁边。过来呀，福斯科！为签字作证，可不是这样向窗外呆看，对着那些花喷烟呀。”
伯爵扔了他的烟卷儿，走到桌子跟前我们当中，双手随便插在罩衫的大红腰带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珀西瓦尔爵士的脸。劳娜坐在她丈夫另一边，手里拿着笔，也瞅着他。他站在他们两人中间，我坐在他对面，他把那折叠着的羊皮纸文件紧揿在桌上，隔着桌子望着我，脸上那副又可疑又尴尬的奸险神情，看来不像是一位绅士在他自己家里，倒像是一个罪犯在法庭上。
“签在这儿，”他突然转身向劳娜重复了一句，又指着羊皮纸文件上那个地方。
“我要签的是什么？”她冷静地问。
“我没工夫向你解释，”他回答。“车在门口等着，我这就要走。再说，即使我有时间，你也听不懂。这完全是一份做形式的文件，里面都是法律名词，以及那一类的东西。好啦！好啦！把你的名字签好，让我们尽快结束了这件事。”
“我在签名之前，珀西瓦尔爵士，总要知道我签的是什么东西吧？”
“胡说！女人管这些事干什么？我再对你说：这种事你不会懂的。”
“无论如何，我总要试着去看懂它。吉尔摩先生要我无论做什么事，总得先向我说清楚，他的话我总听得懂。”
“可能他是这样。他给你当差，必须向你解释。我是你丈夫，不必向你解释。你打算叫我在这儿再耽搁多久？我再对你说一句，没时间读任何东西——车在门口等着。爽爽快快地说你是签还是不签？”
她仍旧拿着那枝笔，但是并不准备用它签字。
“既然签了字需要承诺一件事，”她说，“我总有权知道承诺的是什么吧？”
他举起了文件，气冲冲地把它向桌上一扔。
“说吧！”他说。 “你一向是以说实话出名的。不必去管哈尔科姆小姐，不必去管福斯科——就明白地说出你是不相信我吧。”
伯爵从腰带里抽出一只手，搭在珀西瓦尔爵士肩上。珀西瓦尔爵士恼怒地摔开了那只手。伯爵泰然自若地又把手搭在他肩上。
“克制住你这倒霉的暴躁性子吧，珀西瓦尔，”他说，“格莱德夫人说得对。”
“说得对！”珀西瓦尔爵士大喊， “做妻子的不相信她丈夫，还说得对！”
“说我不相信你，这话是苛刻的，也是不公正的，”劳娜说。“问问玛丽安：在签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知道这份文件要我承诺什么？”
“我不必请教哈尔科姆小姐，”珀西瓦尔爵士反驳，“哈尔科姆小姐与此事无关。”
我刚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仍不愿开口。但是，看到劳娜向我转过来的脸上那副痛苦的表情，再有她丈夫那种傲慢无理的举动，我不得不为了她而立即在这需要的时刻发表我的意见。
“对不起，珀西瓦尔爵士，”我说，“作为签字证明人之一，我倒认为本人与此事有一些关系。我觉得劳娜反对的理由完全对，至于我本人，我必须让她首先了解您要她签的是什么文件，否则我不能承担为签字作证的责任。”
“这话说得真不顾情面呀！”珀西瓦尔爵士大喊，“下次您再到哪家去做客人，哈尔科姆小姐，我奉劝您别为了一件与您无关的事帮着人家的妻子去反对她的丈夫，以此报答人家对您的盛情款待。”
我蓦地站起，仿佛被他打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会一拳把他打倒在他自己的房门口，然后离开他的家，绝不再回到那里。然而，我只是一个妇女，再说，我是多么热爱他的妻子啊！
谢天谢地，多亏了那种忠诚的爱，我一句话没说，又坐了下来。我怎样忍受着痛苦，怎样克制着自己，她是知道的。她跑到我身边，眼泪直往下淌。
“哦，玛丽安！”她悄声说，“如果我母亲还在，她也不能够比你待我更好！”
“过来签字！”珀西瓦尔爵士在桌子那一头大喊。
“我要不要签呢？”她凑近我耳边问。“如果你要我签，我就去签。”
“不要签，”我回答，“你做得完全正确，绝对不要签，除非是你先看了文件的内容。”
“过来签字！”他重复了一句，扯直了嗓子，忿怒到了极点。
伯爵一声不响，留心注视着劳娜和我，这时候第二次插话。
“珀西瓦尔！”他说。“我记住了这是在小姐太太们面前。最好请你也记住了这一点。”
珀西瓦尔爵士向他转过身，气得说不出话来。伯爵坚定的手慢慢地抓紧他的肩膀，这时只听见那坚定的声音冷静地重复说：“最好请你也记住了这一点。”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眼。珀西瓦尔爵士慢慢地把肩膀从伯爵手底下挣开了，慢慢地把脸从伯爵眼光下避开了，倔强地低下头向桌上的文件望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说话，那样儿不像是一个被说服了的人淡然丢开了一件事，而像是一个被驯服了的动物忍气吞声不敢反抗。
“我并不是要得罪谁，”他说，“可是我妻子这样倔强，连一位圣徒也没法容忍。我已经告诉她，说这只是一份做形式的文件——她还要知道一些什么呢？无论怎样说，反正一个妇女不应该这样冒犯她的丈夫。我最后再说一遍，格莱德夫人，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劳娜回到他那边桌子跟前，又提起了笔。
“我很乐意签字，”她说， “但是你必须把我当作一个对事情负责的人。
我毫不介意自己要作出的牺牲，只要这件事不影响其他人，不带来有害的后果——”
“谁说要你作出牺牲了？”他打断了她的话，克制着几乎又要爆发的狂怒。
“我不过是说，”她接着讲，“只要做得体面，我什么事都可以让步。
即使我签一份文件，因为不知道它的性质而有所顾虑，你也不必对我这样严厉呀！对我的顾虑是这样认真，对福斯科伯爵的顾虑又是那样毫无所谓，我觉得这是很令人难堪的。”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很婉转，但这样很不适宜地（然而却是十分自然地）暗示伯爵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支配她丈夫，这就立刻使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快要熄灭的怒火重新烧旺。
“顾虑！”他重复了一句。“你有顾虑！你现在再顾虑已经太晚了。你既然豁出了一切嫁给我，我还以为你再不会有任何顾虑了哩。”
他这几句话一出口，劳娜就扔下了笔，眼中露出我以前和她接触时从未见过的表情瞪着他，接着就扭转身背对着他，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所有的人看着都沉默了，因为像这样痛心疾首、不顾一切、最强烈地表示轻蔑，一反她的常态，完全违背了她的性情。刚才她丈夫对她说的那些话，在粗暴蛮横的表面下肯定还隐藏着一些什么意思。那些话里还含有一种侮辱的成分，我虽然完全不理解，但是，即便是局外人也能看出，她脸上很清楚地留下了受辱的印迹。
伯爵不是局外人，他当然同样清楚地看出了这点。我离开自己的椅子，走到劳娜身边时，只听见伯爵压低了声音对珀西瓦尔爵士说：“瞧你这个傻子！”
我刚抢向前，劳娜已先朝门口走去，就在这时候，她丈夫又向她发话了。
“那么，你是肯定拒绝给我签字了？”可以听出他的口气已经改变，他意识到那不顾轻重的语言已经给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害。
“刚才听了你对我说的话，”她坚定地回答，“在我没从头到尾看完那份文件上的每一行字以前，我拒绝签字。去吧，玛丽安，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久了。”
“等一等！”伯爵不等珀西瓦尔爵士来得及再开口就赶紧插话，“等一等，格莱德夫人，我请求您！”
劳娜本来打算不去理他，自顾走出屋子，但是我拦住了她。
“别和伯爵做冤家！”我悄声说，“无论如何别和伯爵做冤家！”
她听从了我的话。我又关上门，我们一起站在门旁等着。珀西瓦尔爵士在桌边坐下，把一只胳膊肘撑在折叠着的文件上，紧握着拳头托着脑袋。伯爵站在我们中间——他主宰着我们面临的可怕的形势，正像他主宰着所有的一切。
“格莱德夫人，”他口气十分温和，但不像是在对我们说话，而像是对我们孤单无助的情况有感而发，“请原谅我大胆提个意见，请相信我说这话是出于对女主人最大的尊敬和关怀。”刚说到这里，他突然向珀西瓦尔爵士扭转了身。“你胳膊肘底下的这份东西，”他问，“一定要今儿签字吗？”
“我计划，也希望这样，”另一个阴沉地回答。“可是，你瞧，我怎么也扭不过格莱德夫人。”
“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你也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签字的事能推到明天吗——能，还是不能？”
“能，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那么你干吗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呢？把签字的事推迟到明天——推迟到你回来再说嘛。”
珀西瓦尔爵士抬起头，蹙起眉，咒骂了一句。
“我不喜欢你用这种口气和我谈话，”他说，“不管谁，用这种口气我都受不了。”
“我这样劝告你，是为了你好，”伯爵回答，轻蔑地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给你自己一些时间——也给格莱德夫人一些时间。你忘了你的车在门口等着吗？你觉得我的口气奇怪——啊？我想，它会使你觉得奇怪，因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人说话是这口气。我从前奉劝过你多少次了？次数多得连你也数不清了。我说错过一次吗？倒请你给我举一个例。去吧！赶你的路去吧。签字的事可以等到明天。就让它等着吧——等到你回来再说吧。”
珀西瓦尔爵士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他的表。一经伯爵提醒，他今天既急于要劳娜签字，又急于自己去作一次秘密旅行，这两种思想正在斗争。他考虑了一下，然后从椅子里站起。
“你要驳倒我很容易，”他说，“因为这会儿我没工夫和你争论。我就照着你的话做吧，福斯科，并不是因为我愿意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更好，而是因为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耽搁。”他停了一下，回过头恶狠狠地瞪了他妻子一眼。“我明天回来，如果你再不给我签字——”以下的话被他重新打开书橱下面的柜子去锁文件的声音盖住了。他从桌上抓起了他的帽子和手套就朝门口走去。劳娜和我后退了几步，让他走过去。“记住明天！”
他对妻子说，接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等着他穿过门厅驾车出发。伯爵见我们站在门旁边，朝我们跟前走过来。
“您刚才看到的是珀西瓦尔脾气最坏的时候，哈尔科姆小姐，”他说，“因为是他的老朋友，所以我为他感到遗憾，感到惭愧。也正因为是他的老朋友，所以我向你们保证，他明儿再不会像今天这样很不体面地发脾气了。”
他说这话时，劳娜拉住我的手臂；听他说完了，她故意捏了它一下。一个妇女，自己站在一边，眼看着丈夫的男朋友在她家里一本正经地替丈夫陪不是，肯定会感到很难堪，现在她也不能例外。我客客气气地谢了伯爵，然后把她领了出去。可不是！我向伯爵道谢，因为我早已怀着说不出的无能与自卑感，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还能留在黑水园府邸是由于他的关心，或者出于他的高兴，而现在看到珀西瓦尔爵士这样对待我，我就知道，如果失去了伯爵的支持，我就没有再留在这里的希望了。实际上，在劳娜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只有他的影响，也是一切影响中我最怕的那种影响，能让我和劳娜厮守在一起！
我们走进门厅，听见狗车的车轮辗过环形车道上的砂砾。珀西瓦尔爵士出发了。
“他这是上哪儿去呀，玛丽安？”劳娜悄声问，“现在他每玩一件新鲜花样，我对未来就好像有一种恐怖。你怀疑他有什么秘密吗？”
自从她经历了那天早晨的事件，我再不愿意把自己的疑虑告诉她。
“他的秘密我怎么会知道？”我含糊地说。
“我不晓得管家可知道吗？”她追问。
“肯定不知道，”我回答，“她准和咱们一样被蒙在鼓里。”
劳娜不信地摇了摇头。
“你没听到管家讲，据说有人在这一带看到了安妮·凯瑟里克吗？你看他会不会是找她去了？”
“我想你还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劳娜，这件事根本就别去想它；经过了今天的事， 你最好也学我的样。 到我屋子里去休息一下， 让自己安静一点儿。 ”
我们一起靠窗口坐下，让带着清香的夏天的风吹在我们脸上。
“自从你这次为了我在楼下受委屈，玛丽安，”她说，“我见了你真不好意思。哦，亲爱的，我一想到这件事，几乎连心都碎了！我要他向你陪礼——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得啦！得啦！”我说，“别去提它啦。跟你作出可怕的牺牲相比，我受到这点儿屈辱又算得了什么！”
“你听到他对我说什么吗？”她十分愤慨地抢着接下去说。“你虽然听到那些话，但是你不会懂他的意思，你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丢下笔，背过身去不理他。”她突然激动地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我有许多事都瞒着你，玛丽安，因为怕使你难过，在我们新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感到不高兴。
你还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我的。可是，现在必须让你知道了，因为你今天已经看到他怎样对待我了。你听到他嘲笑我不应当有顾虑，你听到他说我豁出了一切嫁给他。”她又坐下了，脸色绯红，手不停地在膝上扭着。“可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你那件事，”她说，“如果这会儿对你说了，我会大哭一场，还是等到以后我比较冷静的时候吧，玛丽安。我这可怜的脑袋在痛，亲爱的，一直在痛。你的嗅盐瓶呢？还是和你谈谈你的事情吧。为了你，我真想给他签了字。我明天给他签了字好吗？我宁愿牺牲了自己，也不愿委屈了你。你已经帮着我反对他，如果我再拒绝签字，他就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在你身上。咱们怎么办呢？唉，多么需要一个能帮助咱们、为咱们出主意的朋友啊！多么需要一个咱们可以信任的朋友啊！”
她沉痛地叹了口气。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正在想念哈特赖特——现在我能看得更清楚，因为，听了她最后的一句话，我也想起了他。她婚后刚六个月，我们已经需要哈特赖特像临别时所说的那样竭力帮助我们。我以前万万没想到我们会需要他的帮助啊！
“咱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我说。“还是让咱们冷静地商量一下吧，劳娜，让咱们尽可能想一个最稳妥的主意吧。”
把她听到有关她丈夫负债的事和我听到他跟律师的谈话归在一起，我们必然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即书房里的文件是为了举债而订立的一份借据，而要达到珀西瓦尔爵士的目的，借据绝对需要由劳娜签字。
至于所订立的借据具有什么性质，如果劳娜糊里糊涂地签了字，她个人又会承担什么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俩都远远缺乏应有的知识与经验。
我个人深信，这份文件的不可告人的内容，肯定涉及到一笔十分卑鄙恶劣、极尽欺诈之能事的交易。
我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拒绝给人观看或向人解释那份文件，他之所以拒绝，很可能只是由于性子倔强，脾气骄横。我之所以怀疑他不诚实，是因为他到了黑水园府邸后，在言语和态度上发生了变化，而看到这一变化，我就深信他在利默里奇庄园受考验的整个时期里都在弄虚作假。他那样体贴入微，那样礼貌周到，很好地迎合了吉尔摩先生的老式观念，此外，他对劳娜那样谦恭，对我那样诚恳，对费尔利先生那样温和：
这一切都是一个卑鄙、狡诈、冷酷的人所耍的手段，他一朝靠玩弄欺骗达到目的，就撕去了他的伪装，那一天在书房里公然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我不必去谈这一发现使我为劳娜感到多么悲伤，因为这不是我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我现在谈到这件事，只是要说明我为什么作出决定：除非她先了解文件的内容，否则，不论后果如何，不能让她签字。
在这种情况下，明天要反对签字，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一个理由，它要在法律基础上使珀西瓦尔爵士无法坚持己见，并使他怀疑我们两个妇女是和他同样熟悉商业上的契约和法律的。
经过了一番考虑，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决定写信给我们可以找到的、确信他会为我们细心策划的唯一的忠诚的人。那就是吉尔摩先生的合伙人基尔先生；自从我们那位老朋友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了事务所，离开了伦敦，现在那事务所就由基尔先生主持。我向劳娜解释：吉尔摩先生曾经亲自向我推荐，说可以绝对相信他的合伙人诚实、精细、完全熟悉她的一切情况；经过她的完全同意，我立即坐下来写信。
我在给基尔先生的信中，首先据实说明了我们的处境，然后请他复信指导，我的信写得简单明白，他不可能误会和错解。同时我尽量把信写得很短，不让它在那些多余的谦辞和无谓的细节上纠缠。
我刚要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劳娜发现了我只顾忙着写信，就完全没注意到的一个难题。
“咱们怎么能及时收到复信呢？”她问，“你的信要明天早晨才能寄到伦敦，邮局要第二天早晨才能把复信送到这里呀。”
要克服这一困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复信必须由律师事务所派一名专差送给我们。我把这一要求写在附言里，请送信的专差乘十一点钟的早车，午后一点二十分抵达我们村里的车站，这样最迟两点钟以前可以到黑水园府邸。要叫他来找我，不要回答其他任何人问题，要叫他把信递到我手里，不能交给其他任何人。
“万一珀西瓦尔爵士明天两点钟之前回来，”我对劳娜说，“最好的办法是：你带着你的书或者活计，整个早晨都到外边庭园里，在专差没把那封信送到之前，你别进屋子。我整个早晨都在这儿等着他，以防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差错。按照这个办法，我希望，并且相信咱们不会遇到什么意外的事。
这会儿咱们到楼下客厅里去吧。如果两个人关着门在这儿待得太久，那会引起人家怀疑的。”
“怀疑？”她重复了一句。“这会儿珀西瓦尔爵士又不在家，咱们会引起谁的怀疑呀？你的意思是指伯爵吗？”
“也许是的，劳娜。”
“你现在也开始像我一样讨厌他了，玛丽安。”
“不，不是讨厌他。讨厌多少含有轻视的成分，但是我在伯爵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轻视的地方。”
“你总不会害怕他吧？”
“也许我害怕他——有点儿害怕他。”
“他今天出面干涉，给咱们帮了忙，你反而害怕他！”
“是呀。他那样出面干涉，要比珀西瓦尔爵士大发雷霆更加可怕。记住我在书房里对你说的。无论如何，劳娜，你别和伯爵做冤家！”
我们下了楼。劳娜走进客厅，我手里拿着信穿过门厅，准备把信投进我对面墙上挂的邮袋。
厅门敞开，我走过门口时，看见福斯科伯爵和他妻子正站在外边台阶上谈话，脸朝着我这面。
伯爵夫人匆匆忙忙走进门厅，问我可有空和她单独谈几分钟话。看到这样一个人对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把信投进了邮袋，回答说我很乐意奉陪。她勾住我的胳膊，显得异常亲昵，但不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子，而是把我带到外边围着大鱼池子的那圈草地上。
我们在台阶上走过伯爵身旁时，他鞠躬微笑，接着立即走进屋子，随手带上厅门，但并未完全把它关拢。
伯爵夫人陪着我缓缓地围着鱼池散步。我以为她要告诉我什么异常秘密的话，但是，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她所谓要私下里和我谈话，只不过是礼貌很周到地为书房里发生的事向我表示同情。她丈夫已经把全部经过情形，以及珀西瓦尔爵士对我谈话时的傲慢态度一起告诉了她。她听了这些话十分震惊，并为我和劳娜感到难过，所以现在已经决定，如果再发生这类的事，她就要离开府邸，对珀西瓦尔爵士的蛮横无礼表示抗议。伯爵已经同意她这一决定，现在她希望我也同意。
我觉得十分奇怪，像福斯科夫人这样一向异常沉默的妇女，怎么会采取这一行动，尤其是，就在那天早晨，我们在船库里交谈时，双方唇枪舌剑地交换了那些尖锐的话。然而，一个长辈这样亲切有礼地来找我谈话，我完全有责任亲切有礼地回答她。因此，我也用她那种口气答话，然后，估计我们都已说完了需要说的，就打算回到屋子里。
然而福斯科夫人好像决心不放我走，使我感到无比惊奇的是，她还决心要继续谈下去。以前她一向是妇女中最为沉默的，可是现在滔滔不绝地用一些陈旧的废话来折磨我：谈到婚后生活，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和劳娜，谈到她自己如何幸福，谈到已故的费尔利先生在她承受遗产一事上如何对待她，还谈到许多其他的事，让我围着鱼池子兜了半个多小时，使我感到十分厌烦。
她是否已经觉察出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像开始时的举动一样突然，她住了口，朝正屋门望了望，一下了又恢复了冷冰冰的神气，还不等我找脱身的借口，她已自动地撒开了我的手臂。
我一推开门走进门厅，就突然发现自己又面对着伯爵。他正把一封信投进邮袋。
他投了信，扣好邮袋，问福斯科夫人这会儿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他立即朝厅门口走出去找他妻子，他和我说话时显得无精打采，我转过身去看他的背影，猜想他会不会是有病，或者情绪不好。
为什么我下一步会直接走到邮袋跟前，取出我的信，又向它看了看，隐约地感到一种疑虑；为什么我第二次看了信后立刻想到，为了更安全起见，需要把它重封一次：这一切都是神秘的，那道理也许太深奥，也许很浅近，但我是猜测不透的。大家知道，女人做事往往出于一时的冲动，连她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我只能设想：正是这种冲动促使我采取了这一无法理解的行动。
不管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影响，反正回到自己房间里，准备重新封这信时，我认为幸亏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这样做了。我本来是像平时那样封的信：
先弄湿涂了胶的封皮，然后把它向下面纸上揿牢，可是这会儿用手指揭它时，虽然已经整整过了三刻钟，但那信封并未粘紧，并不需要撕，一下子就被我揭开了。也许，我没把它封牢吧？也许，胶质有什么毛病吧？
再不就是——不！我一想到第三种可能，就感到一阵恶心。我真不愿意去想那件本身已经十分明显的事。
我对明天的事态发展几乎感到恐怖——一切要看我是否能够小心谨慎，是否能够克制自己。有两件需要当心的事，它们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
我必须在外表上注意对伯爵保持友好；我必须留心律师事务所的专差什么时候给我送来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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