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有人要求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将哈尔科姆小姐患病的经过，以及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情形，写出一份简明的材料。
请我写这份材料，据说是要我证明一件事实。身为一位英国教会牧师的遗孀（由于不幸的遭遇，无奈只得出外帮人家了），我一向学会把事实与真理放在首位来考虑问题。所以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否则，由于不愿与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发生牵连，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作记录，因此不能一天不差地把日期说得很准；但是我相信，如果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六月的下半月或者最后十天里得了重病，那准没错。在黑水园府邸，早餐一向开得很迟——有时候要迟到十点，从来不会早于九点半。现在我要谈的那一天早晨，哈尔科姆小姐（她平时总是第一个下楼）没来用早餐。主人等候了一刻钟，就派女仆头儿去看，可是女仆头儿吓得丧魂落魄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了。我在楼梯上撞见了她，就立刻赶到哈尔科姆小姐屋子里，打听出了什么事故。可怜的小姐已不能向我说话。她神志不清，四肢火热，手里握着一枝笔，正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格莱德夫人（如今我已经不在珀西瓦尔爵士府上管家，因此对我以前的女主人称某某夫人，而不再管她叫“我的太太”，我想这总不算失礼吧）第一个从自己卧室里走进来。她十分惊慌烦躁，什么事都不会照料。随后福斯科伯爵和他夫人也立刻赶上了楼，他们俩不但态度亲切，也很能出力。伯爵夫人帮着我把哈尔科姆小姐送上床安睡。伯爵留在起居室里，讨去了我的药箱，为哈尔科姆小姐调配了药，还给她制了冷罨头部的清凉剂，这样就不致于在医生没到之前耽误了时间。他打发马夫骑马到最近的橡树山庄去请行医的道森先生。
道森先生一小时内就到了。附近一带人家都知道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相当有地位的医生。一听到他说病情十分严重，我们都吓慌了。
伯爵大人很和气地跟道森先生谈话，坦率而得体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道森先生可不大客气，他问伯爵这是不是一位医生的意见，而当他听到发表意见的并不是一位专业医生，仅仅是一个研究医学的人，他就说他不习惯和业余医学家商量问题。性情十分温和文雅的伯爵，笑嘻嘻地离开了屋子。他临出门之前对我说，这一天如果有事要找他，可以到湖边的船库里去找。我不知道他上那儿去干什么。然而他确实是去了，并且整天留在那里，直到下午七点，也就是开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也许他是要自己做一个榜样，叫大家都尽可能让屋子里保持清静吧。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一位最体贴人家的贵族。
那天夜里，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很不好；她的体温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凌晨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因为无法在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来照应病人，伯爵夫人和我就负起了这项责任，轮流守着她。格莱德夫人很不懂事，硬要和我们一起熬夜。她情绪太紧张，身体又虚弱，为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病一味地烦躁，不能镇静下来。这样她只会急坏了自己的身体，并不能给人家一点儿切实的帮助。虽然像她这样温和可亲的太太你找不出第二个，但是她会哭，又害怕，而由于这两个缺点，她就完全不适合于担任护理工作。
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早晨来探望病人。
珀西瓦尔爵士（据我猜想，那是因为看到哈尔科姆小姐生病，知道他太太伤心，所以为此感到烦恼吧）显得神情恍惚，心神不定。相反，伯爵仍旧那样镇静，而且兴致很好。他一手拿着一顶草帽，一手拿着一本书，我听见他对珀西瓦尔爵士说，这会儿又要出去，到湖边去用功看书。“咱们还是让屋子里保持安静吧，”他说。“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不舒服，我的朋友，让咱们各走各的路。我用功看书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再见啦，迈克尔森太太。”
珀西瓦尔爵士离开我的时候，可不像这样殷勤有礼，他对人不大客气——也许应当说遇事不大冷静。把我当作落了难的上等妇女看待的，整个宅门里就只有伯爵一个人。他一举一动都显出是一位地道的贵族；他对每一个人都体贴入微。就连那个侍候格莱德夫人的女仆（名叫范妮），也没被他忘了。
珀西瓦尔爵士赶走了她，伯爵（当时正在给我看他那些可爱的小鸟儿）就表示十分同情，急于知道：她后来怎样了，那天离开了黑水园府邸准备上哪儿去，等等。单是在这些细小的关注上，就可以看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的种种优点。我认为应当让大伙知道这些可以如实反映伯爵为人的细节，因为，据我知道，有些人对他的人品批评得过分地严厉了。一位贵族能尊重一个落难的上等人家妇女，能像慈父般关心一个卑微的女仆的遭遇，这就说明他的高尚的原则和感情是不容怀疑的。我这不是在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是提供一些事实。我生平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不去批评他人，以免他人批评我。我亲爱的丈夫发表过一篇十分精彩的讲道词，它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我经常读它——那篇讲道词载在我新寡时教友捐款刊印的一本集子里——每次把它重读一遍，我总会在精神上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发。
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并未好转；第二天晚上比头一天晚上更坏了。道森先生一直在给她诊断。护理的责任仍由伯爵夫人和我两人分担；虽然我们俩都劝格莱德夫人去休息，但她坚持要和我们一起熬夜。“我无论如何要守在玛丽安的床前，”她老是这样回答。“不管我病倒也好，不病倒也好，反正我的眼睛不能离开她。”
将近晌午，我到楼下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一小时后，回病房时，我看见伯爵（他第三次一早就出了门）喜形于色，走进了门厅。就在这当儿，珀西瓦尔爵士从书房门里探出头来，急煎煎地对他高贵的朋友说了这么一句：
“找到她了吗？”
伯爵肥大的脸上堆满了恬静的笑容，但是他并不答话。这时珀西瓦尔回过头来，注意到我正走向楼梯口，就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进来，把事情经过说给我听听，”他对伯爵说，“瞧，只要家里有女人，少不了总有她们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
“我的好珀西瓦尔，”伯爵和蔼地说， “迈克尔森太太有事情要料理嘛。
你应当像我一样衷心地赞扬她任务完成得出色才是！病人的情形怎么样了，迈克尔森太太？”
“没有好转，爵爷，我真着急。”
“多么糟心——真叫人糟心啊！”伯爵说，“您好像很疲劳了，迈克尔森太太。现在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助您和我太太做护理工作。也许我在这方面有办法出点儿力。福斯科夫人明后天有事去伦敦。她准备一早动身，当天夜里赶回；她可以带一位能力和品性都极为可靠的看护来，这位看护现在正闲着没事，可以来接替您。我太太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在她没来之前，请您别在大夫面前提到她，因为，凡是我荐来的人，他都会歧视。等她到了这儿，她会凭自己的表现来证明一切；那时候道森先生没有理由可以推托，少不得只好雇用她了。格莱德夫人也会谅解的。请代我向格莱德夫人问候。”
我对伯爵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感谢。珀西瓦尔爵士打断了我的话，他唤他的贵友（我很不好意思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粗俗的词儿）快些到书房里去，别叫他老在那儿等候。
我向楼上走去。瞧我们都是一些容易犯错误的可怜人啊；一个妇女，不论怎样坚持原则，她总不能永远提高警惕，抵抗无聊的好奇心的引诱。说来也惭愧，无聊的好奇心这一次竟然战胜了我的原则：我很想打听清楚珀西瓦尔爵士在书房门口向他高贵的朋友所提的问题。伯爵那天早晨在黑水园是出去用功看书吗？他会找到了什么人呢？从珀西瓦尔爵士的问话中，可以听出那是一个女的。我倒不是怀疑伯爵会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因为我十分了解他的为人。我只是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再说，那天夜里一切照常，哈尔科姆小姐并没有一点儿好转的现象。第二天她好像稍许好了一点儿。第三天，据我所知，伯爵夫人没向任何人提起她为什么出门，就搭早车到伦敦去了，她高贵的丈夫仍像往常那样殷勤周到，亲自送她到火车站去。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看护哈尔科姆小姐，而由于她妹妹坚决不肯离开病床，看来我很可能接着就要看护这位格莱德夫人了。
那天只有一件事情相当重要，那就是医生和伯爵又一次很不愉快地发生了冲突。
伯爵从车站回来后，就到哈尔科姆小姐的起居室里去探问情况。我从卧室里出来回话，当时道森先生和格莱德夫人都在病人身旁。伯爵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疗法和症状的问题。我告诉他，医生采用的是所谓“生理盐水”疗法；而症状则是：寒热间歇的时候，病人明明显得更加虚弱。我刚谈到最后这几点，道森先生就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早晨好，先生，”伯爵态度十分谦恭，高贵的气派中透露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决神情，走过去拦住了医生；“我很担心，大概您发现今天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吧？”
“我发现病情已有显著的好转，”道森先生回答。
“您仍旧要用您那退热的疗法吗？”伯爵接着问。
“我仍旧要用被我的医疗经验证明是正确的疗法，”道森先生说。
“既然谈到医疗经验这个大题目，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伯爵说，“我不敢妄自发表意见，我只冒昧地请问一下。您住的地方，先生，离开伦敦和巴黎那些巨大的科学活动中心很远。您可曾听说，要减轻寒热的消耗作用，可以合理和适当地让病人服用白兰地、葡萄酒、阿摩尼亚、奎宁，增强虚弱的病人的体力吗？这种疗法您听说过吗？这种最高医学权威的新学说您听说过吗——到底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
“如果一位专业医生问我这些话，我会很高兴地回答他，”医生说，一面开门准备走出去。“因为您不是一位专业医生，所以我谢绝回答您。”
伯爵真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被人粗暴无礼地一巴掌打在脸上，会立刻把另一边的脸送上去，他极其和气地说了句：“再见，道森先生。”
如果先夫生前有幸，结识了这位伯爵，他们俩会多么互相敬重啊！
那天夜里伯爵夫人乘最后一班车回来，带来了在伦敦请的一位看护。她告诉我这人是吕贝尔夫人。单看吕贝尔夫人那一副外表，听她那一口不纯粹的英语，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外国人。
我早已养成一种对外国人宽容的态度。他们没咱们福气，不像咱们得天独厚，他们多数是在天主教谬误的信念下培养长大的。再说，我待人接物的准则和以前我亲爱的丈夫相同（请参看已故神学硕士塞缪尔·迈克尔森牧师文集中讲道词第二十九篇），一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根据这两点来考虑一切，我就不愿意说出吕贝尔夫人给我的印象：她矮小精瘦，神情狡猾，年纪在五十上下，有着黑白混血儿那种深棕色皮肤，以及一双警惕的浅灰色眼睛。同时，基于以上所举的原因，我也不愿意提到我对她的服装的看法：虽然它们是最素净的黑绸制的，但用的却是昂贵得很不相称的料子，而对她这样年龄和地位的人来说，那种花哨的式样也是不必要的。我不喜欢人家用这些话批评我，因此我也不应当用这些话批评吕贝尔夫人。这里我只要提一句：她的态度也许并不是冷淡得可厌，而只是异常地安静和腼腆；她留心窥探别人的时候很多，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极少，也许这不但是由于生性谦虚谨慎，而且是由于自己在黑水园府邸的地位还不大明确的原故吧。尽管我很客气地邀她到我屋子里去吃夜宵，但是她坚决不肯（这种举动也许显得古怪，但是，总还不致于使人怀疑她吧？）。
因为伯爵已经特意提出（瞧他多么宽宏大量！），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医生看过和同意后，吕贝尔夫人才可以担任护理工作。那天晚上仍由我陪夜。看来格莱德夫人很不高兴雇用这位新看护来服侍哈尔科姆小姐。像她这样有教养的太太，竟会对外国人十分小器，这使我感到很惊奇。于是我大着胆子说：“太太，咱们应当记得，不要轻易判断地位比咱们低的人，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格莱德夫人好像没理会我的话。她只叹了口气，吻了吻被单上哈尔科姆小姐的一只手。这种举动是很不妥当的，在病房中，你最好别去刺激病人。然而可怜的格莱德夫人不懂得怎样看护病人——我遗憾地说，她什么事都不懂。
第二天清晨，吕贝尔夫人被唤到起居室里，以便医生经过那里进卧室的时候看了她可以表示同意。
我离开了格莱德夫人和当时正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怀着一片好意，走到吕贝尔夫人那儿去，叫她不用担心她的地位，不必感到紧张不安。但是，看来她并没存这种想法。她好像胸有成竹，已相信道森先生会同意用她；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向窗外眺望，那模样明明是在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举动表示了自大和自信。我可要说一句更公平的话，我认为这说明她具有特别坚强的意志。
这次医生没来找我们，反而唤我去看他。我觉得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很奇怪，但是吕贝尔夫人对此好像并不介意。我走开的时候，她仍旧很安闲地望着窗外，在那里静悄悄地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
道森先生独自在早餐室里等候我。
“有关这个新来的看护呀，迈克尔森太太，”医生说。
“怎么样，先生？”
“我知道她是那个外国胖老头儿的老婆从伦敦带来的，那个外国胖老头儿一直和我纠缠不清。迈克尔森太太，那个外国胖老头儿是个骗子。”
这话说得太不礼貌了。我听了当然大为震惊。
“您可知道，先生，”我说，“您现在谈到的是位贵族吗？”
“呸！有爵位的骗子又不止他一个。他们都是一些伯爵——去他们的！”
“如果他不是一位很有地位的贵族（当然，我不是指英国贵族），先生，他就不会做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朋友了。”
“好吧，迈克尔森太太，您对他爱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吧；现在还是让咱们来谈谈那个看护吧。我已经表示反对雇用她。”
“连见都没见过她，先生？”
“是呀，连见都没见过她。可能她是所有看护中最好的，但她不是我推荐的。我已经向这家主人珀西瓦尔爵士表示反对。他不以为然。他说我所能推荐的也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他认为，既然他太太的姑母已经费了不少事从伦敦把这女人带来，就应当让她试一试。他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不能一口回绝了他。但是我订下了这样的条件：如果我有理由对她表示不满，她就得立刻离开这里。作为一位医生，我多少有权提出这项意见，而珀西瓦尔爵士也接受了它。现在，迈克尔森太太，我知道您是可靠的；头两天里，我要您密切注意这个看护，除了我开的药，当心别让她给哈尔科姆小姐服其他的药。您的那一位贵族，一心要让我的病人试他那些江湖医生的疗法（其中包括催眠术）；他老婆带来的这个看护，也许很乐意帮助他。您明白了吗？那么，很好，现在咱们可以上楼去了。看护在那儿吗？她进入病房之前，我要关照她几句话。”
我们发现吕贝尔夫人仍旧那样一片闲情逸致地坐在窗口。我把她介绍给道森先生的时候，不论医生怀疑的目光，或是犀利的问话，看来一点儿也没使她发慌。她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但是从容不迫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尽管他竭力想难倒她，但是她对一切与她职责有关的事并无不清楚的。毫无疑问，正像我上面所说的，这根本不是由于什么自大和自信，而是由于具有坚强的意志力。
我们一起走进卧室。
吕贝尔夫人很留心地望了望病人，向格莱德夫人行了个屈膝礼，把屋子里的一两件小东西摆摆好，然后静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候差遣。夫人看见来了这样一个陌生看护，露出了吃惊和烦恼的神气。大家都没说什么，唯恐惊动了仍旧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只有医生悄声问了一句昨天夜里的情况。我轻轻地回答：“大致和以前一样，”接着道森先生就走了出去。格莱德夫人跟了出去，我猜那是去谈有关吕贝尔夫人的事。这时我主意已定，认为这个不声不响的外国人是能胜任的。她头脑很灵活，并且肯定熟悉自己的工作。到现在为止，看来我服侍病人并不一定能比她服侍得更好。
我记住了道森先生的嘱咐，在此后三四天里不时严密地监视着吕贝尔夫人。我一再突然地悄悄走进房间，但是从未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格莱德夫人和我一样留心注视着她，也没发现什么差错。我从未发觉药瓶被掉换的迹象；我从未看到吕贝尔夫人和伯爵谈话，也不曾看到伯爵和她谈话。她总是小心谨慎地、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哈尔科姆小姐。这位可怜的小姐，一阵子倦怠无力，昏昏沉沉地睡着，一阵子热度上升，几乎神志昏迷。在上述的情况下，吕贝尔夫人从来不冒冒失失地突然走近床前去惊动她。荣誉应当归于有功者（不论她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所以我这里要公公道道地夸奖吕贝尔夫人几句。但是，她过分拘谨，她太沉默寡言，从不请教熟悉护理工作的人：除了以上的缺点，她确是一位很好的看护，格莱德夫人和道森先生都找不出一点碴儿可以对她表示不满。
府内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伯爵暂时出门，有事到伦敦去了。他是（我记得是）吕贝尔夫人来后的第四天早晨走的；临行之前，他当着我的面十分严肃地向格莱德夫人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事。
“您可以再让道森先生治疗几天，”他说，“但是，如果这几天里情况仍旧不见好转，您还是去请教伦敦的医生吧，到了那时候，这个倔强的医生也不能不同意另请高明了。宁愿开罪道森先生，可得保住哈尔科姆小姐。我说这番话是很严肃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而且是发自我的内心。”
伯爵说时显得十分激动和恳切。但是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已经完全精神恍惚，好像很害怕他。她浑身哆嗦着让他自行道别，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伯爵走了以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哦，迈克尔森太太，为了我姐姐，我心都碎了，没一个朋友可以给我出主意啊！您认为道森先生的医法不对吗？今儿早晨他还对我说，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另请大夫。”
“我虽然敬重道森先生，”我回答，“但是，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可要记住伯爵的忠告。”
格莱德夫人突然避开了我，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忠告！”她自言自语，“我的天哪——他的忠告！”
根据我的回忆，伯爵离开黑水园府邸将近一个星期。
伯爵走后，珀西瓦尔爵士在许多场合都显得心情不好，再加上病人未愈，家宅不宁，我觉得他愁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有时候，连我都看得出，他好像坐立不安：一会儿走出一会儿走进，在园地里到处踱来踱去。他来探听哈尔科姆小姐和他太太（他分明对他太太日益衰弱的身体十分焦急）的情况时，关怀到了极点。我相信，他变得比以前心慈多了。如果这时候他身边有一位好心肠的牧师朋友——像我已故的好丈夫那样的人——那他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进步也许会是令人鼓舞的。我因为在幸福的婚后岁月中有过切身的体验，所以有关这一类的事情是不会说错的。
现在楼下只有伯爵夫人可以和珀西瓦尔爵士作伴，但是我觉得伯爵夫人不大理会珀西瓦尔爵士。或者，也许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大理会她。外人甚至会怀疑，这是因为只剩下了他们俩，所以他们故意彼此回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再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尽管护理的责任已全部交给了吕贝尔夫人，但是伯爵夫人总是很早就吃了晚饭，不等天黑就到楼上去了。珀西瓦尔爵士独自进晚餐，有一次我听到威廉（男仆）说，他主人的饭量减少了一半，但酒量却增加了一倍。我对仆人说出这样无礼的话并未加以重视。
当时我只训斥了他几句，但是这里我要声明，如果下次再听他这样说，那我可要责罚他了。
此后几天里，我们都觉得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的确像是好转了一些。我们又恢复了对道森先生的信心。道森先生似乎对他的疗法满有把握；格莱德夫人和他谈到这件事时，他向夫人保证，只要自己有一点不放心，他就会去请一位医生来会诊。
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伯爵夫人好像听了这话仍旧不能宽慰。她背后对我说道森先生的话并不可靠，她仍旧为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焦虑，正在急切盼望她丈夫回来，好听听他的意见。根据伯爵来信，他三天后就要回来。他在出门的这些日子里，跟伯爵夫人每天早晨都有信札往返。不但在这方面，即便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俩是一对模范夫妻。
第三天傍晚，我感到十分忧虑，因为注意到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发生了变化。吕贝尔夫人也注意到了。我们没向格莱德夫人提到这事，她疲劳过度，当时正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酣睡。
道森先生那天傍晚来得比平时稍迟。我注意到，他一看见病人，脸色就变了，他试图掩饰他的心情，然而我看出他是惊慌了。他派人到家里取来了他的药箱，在屋子里做了消毒工作，亲自招呼我们在府邸内给他备下了床铺。
“是不是寒热转成传染病了？”我悄声问他。“恐怕是的，”他回答，“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确切了。”
依照道森先生的吩咐，我们没让格莱德夫人知道病情恶化的事。为了格莱德夫人的身体着想，道森先生断然禁止她那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待在病人的卧室里。她不答应——那情景怪可怜的——但是医师有权做主，结果还是依了道森先生。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一名男仆被派往伦敦捎信给首都的一位医生，并奉命由他陪着这位新请的医生搭最早一班车回来。送信人走后刚半小时，伯爵就回到了黑水园府邸。
伯爵夫人立即自己担着干系领伯爵去探望病人。我认为她这种做法并不违礼。伯爵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人，岁数已经那么大，足以充当哈尔科姆小姐的父亲；再说，他探望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又有格莱德夫人的姑母这位女眷在跟前。虽然道森先生仍旧反对他进屋子；但是，我冷眼旁观，医生这一次由于自己慌乱无主，并未认真加以阻拦。
这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很重，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她好像把自己的朋友错当作敌人了。伯爵走近她床前时，她那双以前一直不停地向屋子里茫然四顾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地紧盯着他的脸，恐怖地呆瞪着，那模样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伯爵在她身边坐下，诊了诊她的脉，摸了摸她的太阳穴，向她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然后朝医生转过身去，露出一副又是恼怒又是轻蔑的神情，这一来道森先生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气忿和惊慌得脸色煞白，可不是，一时间他就那样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接着，伯爵朝我看来。
“病是什么时候转变的？”他问。
我把时刻告诉了他。
“后来，格莱德夫人还留在屋子里吗？”
我回答说她不在。医生前一天晚上就绝对禁止她进入病房，今天早晨也吩咐过。
“您和吕贝尔夫人都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了吗？”他接着问。
我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了，听说这病是传染性的。他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伤寒。”他说。
就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会儿工夫里，道森先生恢复了镇静，又像他习惯的那样口气很坚定地对伯爵说话。
“这不是伤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抗议你来干涉，先生。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无权提问题。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伯爵不说什么话，只向床上指了指，这样一来就打断了道森先生的抗议。
道森先生仿佛觉得这是对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种无言的驳斥，于是更加忿怒了。
“对你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他重复了一句。“现在已经去伦敦请一位医生。我要和他诊断这种寒热的性质，但是我不和别人商量。我坚持你应当离开这间屋子。”
“我走进这间屋子，先生，是为了神圣的人道主义，”伯爵说。“而且，如果请的这位医生来迟了，为了同样的原故，我还要再走进这间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热已经转变成伤寒，对病情这次不幸的恶化，应当归罪于你的医疗方法。如果这位小姐不幸死了，我要出庭作证，证明死亡事件是由于你的无知和固执造成的。”
道森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伯爵还没离开我们，这时候通起居室的门开了，只见格莱德夫人站在门口。
“我要进来，我一定要进来，”她说，口气异常坚决。
伯爵并不去阻拦她，却自己到起居室去，让她走了进来。在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忘记伤寒有传染的危险，绝对需要迫使格莱德夫人当心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时在那一阵惊慌中，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时候道森先生反而更加镇定了。夫人刚朝床那面走去，道森先生就拦住了她。“我实在感到遗憾，我实在感到难过，”他说，“病人的寒热恐怕是传染性的。在我还没能诊断之前，请您仍旧别走进这间屋子。”
她勉强支持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晕过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从医生身边搀起，扶到她自己的屋子里。伯爵走在我们之前，然后候在过道里，一直等到我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她救醒了。
我回到医生那里，说格莱德夫人有话要立刻对他说。于是他就去宽慰她，说新请的医生再过几小时就会到来。那几个小时过得很慢。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都在楼下等候着，不时派人来探听消息。最后，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医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轻的人，神情严肃，而且显得很果断。我不知道他对以前的治疗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吕贝尔夫人提了许多问题，却很少去问道森先生，而且在检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时，好像也不太留心去听他的话。根据这方面的观察，我开始怀疑，伯爵对这病的诊断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道森先生等了一会儿，最后才问到请这位伦敦医生前来判断的那个重要问题，当然，他这一问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您认为这是什么热病？”他问。
“是伤寒，”医生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伤寒。”
那个冷静的外国人，吕贝尔夫人，这时把两只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如果当时伯爵在屋子里，听到自己的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他那满意的表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医生嘱咐我们看护病人时应注意的事项，说他五天后再来诊视，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和道森先生单独商量。他对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发表意见，他只说，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病是不是可以治好。
大家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五天。
福斯科伯爵夫人和我轮流接替吕贝尔夫人值班；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越来越坏，需要我们悉心看护。那些日子真难过。格莱德夫人一反常态地打起了精神（道森先生说得对，她只是由于对她姐姐担心焦急、经常紧张而勉强硬撑着），显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她定要每天到病房里来亲眼看哈尔科姆小姐两三次；说如果医生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以保证不太靠近病床。道森先生不得已，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和她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每天都来，总是以克制的精神严守自己的诺言，我见她这样受着痛苦煎熬，就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丈夫一病不起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惨痛），所以，无论如何，请别叫我多去描写这方面的情况了。我更高兴叙述的是，道森先生和伯爵再没有发生争吵。伯爵总是派人来探问，他本人则始终和珀西瓦尔爵士留在楼下。
第五天医生又来了，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说，从病开始转变为伤寒后的第十天，也许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日子，他约定那一天将第三次前来诊视。这段时期仍像以前一样度过了——只是伯爵有一天早晨又去伦敦，但当天夜里就回来了。
第十天，多谢上苍慈悲保佑，从此我们宅门里的人可以不必再焦急和惊慌了。医生很有把握地向我们保证，说哈尔科姆小姐已脱离险境。“现在她不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当心看护她一个时期就行了，而据我看来，这些条件是具备的。”以上这些话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我读了我丈夫那篇感人最深的讲道词《论病体的康复》，记得（在心灵方面）我以前读时从来不曾像这一次获得这么多的快乐和教益。
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说来也够惨的，可怜的格莱德夫人竟然无法支持。
她那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一两天后，她已衰弱得不能走出房间。道森先生只能劝她好好地调养静息，以后再调换一下环境。幸而她的情况并未变得更严重，就在她躺在屋子里的第二天，伯爵和医生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是道森先生不辞而别。
当时我不在场，但是后来听说，那次是为了要使高烧后身体虚弱的哈尔科姆小姐早日恢复健康，谈到应该让她进多少营养，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争执。既然现在病人已经脱离险境，道森先生就更加不愿意听一个外行人出主意，而伯爵（我猜不出这是什么原故）也不像以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克制自己，反而一再嘲笑医生，说就是由于他的误诊，所以热病才会转变为伤寒。这件不幸的事闹到最后，道森先生就告到了珀西瓦尔爵士面前，提出了警告（好在现在即使他离开，也不会给哈尔科姆小姐带来危险了）：如果不立即阻止伯爵的干涉，他就不能再留在黑水园府邸里诊视病人。珀西瓦尔爵士答复的话（虽然不是故意地不客气），只能使事情闹得更僵，于是，受到福斯科伯爵无礼对待的道森先生，在极端忿怒之下，当时就离开了府邸，第二天早晨就送来了诊费帐单。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没医生照看病人了。虽然实际上并无必要再请医生（因为医生已经说过，哈尔科姆小姐只需要有人照料护理就行了），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仍认为需要另请一位医生，哪怕是为了做做形式也是好的。
有关这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好像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万一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有复发的现象，到那时候再去请医生也不迟。暂时，如果出现了什么小问题，我们尽可以和伯爵商量；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仍旧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我们不必让生人到病床前打扰她。不用说，他这方面的考虑也颇有道理，然而我总有点儿担心。同时，我还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们把医生不来的事瞒过了格莱德夫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我承认这种欺骗行为是出自善意，因为她现在不能再为了另一些事烦心。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欺骗行为；既然如此，对我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件事总不是正大光明的吧。
就在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困惑不解的事，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已经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被唤到书房里去见珀西瓦尔爵士。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在一起，但伯爵立刻站起身来走开，只留下我们两个人。珀西瓦尔爵士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接着，我大为惊讶，他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我要和你谈一件事，迈克尔森太太，这件事我前些日子里就已经决定，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和那些烦恼的事，我早就要和你谈了。说得简单些，由于许多原因，我要立刻遣散家里所有的仆人——当然，你仍旧留下来管事。
一旦格莱德夫人和哈尔科姆小姐能够上路，她们都需要改变一下环境。在这之前，我的朋友福斯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就要先离开我们，搬到伦敦郊区去住。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我当然不再接待其他客人。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但是我家里的费用实在太大。简单地说，我要把马卖了，立即遣散所有的仆人。你知道，我做事是从来不拖泥带水的，我要在明天这时候就把宅里一伙无用的人全都打发走。”
我听了他这些话，完全吓呆了。
“您的意思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必让我早一个月发出通知，现在就把我管的上房里的仆人一起给辞了吗？”我问。
“当然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许再过不到一个月就都要离开这儿了；既然没主人可以服侍，我不能把一些仆人留在这儿闲待着。”
“那么，你们还没离开这儿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谁来烧饭呢？”
“玛格丽特·波切尔会烧烧煮煮的，就把她留下吧。又不准备办宴会请客，我还要厨子干吗？”
“您提到的这个仆人，是宅门里最笨的，珀西瓦尔爵士——”
“就用她，我关照你；此外再从村里找一个女人来，让她做清洁工作，干完了活回去。我每星期的用费要减少，必须立刻减少。我找你来，不是要你提什么反对意见，迈克尔森太太——我找你来，是要你执行我的节约计划。
明天就把上房里所有那些懒惰的仆人都打发走，单留下波切尔，她力气大得像匹马，我们就让她像马一样干活吧。”
“请原谅我提醒您一句，珀西瓦尔爵士，仆人们明天走，既然他们不是早一个月得到通知，就得多领一个月工钱。”
“就让他们多领一些工钱吧！多发一个月工钱，可以省了下房里那些人一个月的浪费和吃喝。”
最后这句话，对我的管理家务是极大的诬蔑。但是我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不屑于在这种粗暴的指责下为自己辩护。我只是因为心地忠厚，考虑到了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没人照应，我现在撒手一走会给她们带来极大不便，所以当时没有辞去。我立即站了起来。如果让谈话再延长一会儿，连我自己也要觉得那太有失身份了。
“既然您这样吩咐，珀西瓦尔爵士，那我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我一面说，一面敬而远之地向他一鞠躬，然后走出了屋子。
第二天，仆人们全都散了。珀西瓦尔爵士自己去辞掉了马夫和管马房的，他们只留下一匹马，把其余的都带到伦敦去了。宅门内所有当差的，屋里的和屋外的，现在只剩下了我、玛格丽特·波切尔和一个花匠；花匠住在他自己的村舍里，现在还需要他照管马房里留下的一匹马。
整个府邸里出现了这样奇怪和冷落的场面，女主人在她屋子里病着，哈尔科姆小姐仍像一个仰人照看的小孩儿，医生一怒之下走了：面对着这种情形，难怪我会精神不振，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保持镇静了。我的情绪很坏。
我只希望可怜的太太小姐恢复健康；我只希望离开黑水园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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