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路大半是笔直平坦的。我每次回过头去顺着它朝后望，都看见那两个密探不即不离地尾随着我。一路上他们多半和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有一两次他们加快了步伐，似乎要赶上我，但是接着就停下来，彼此商量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的距离。显然他们抱有某种目的，但好像又拿不定主意，或者，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猜不准他们要使什么诡计，只是十分担心，怕在去诺尔斯伯里镇的途中遭到什么意外。可不是，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我刚走到一带冷落的地方，离前面一个急拐弯只剩下一段路，根据时间推算，我以为离那镇已经不远，这时我突然听见紧靠近我身后边两个人的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其中的一个（那个在伦敦跟踪我的）已经急速在我左边擦过去，并且用肩头猛撞了我一下。刚才他和他的同伙趁我没有觉察，从老韦尔明亨一路在后跟踪，已经激怒了我，我这时就很不应该地用空着的手蓦地一下推开了这家伙。他立刻大声呼救。他的同伙，那个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大个子，扑到了我右边，紧接着两个流氓就在大路当中一左一右紧揪住我。
幸而，我明白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而且已经懊恼地想到自己落进了圈套，所以我克制住自己，没把事情弄得更糟，没和两个人进行无益的较量，因为，我赤手空拳，单是其中的一个我大概也没法对付。我本来打算摔开他们，但是接着就克制住这一任性的举动，我环首四顾，看看附近是否找得到一个人出来评理。
这时有一个工人在附近空地上干活，他肯定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唤他和我们一起去镇上。他摇摇头，表示坚决不肯，然后朝公路后边一个农舍走过去。同时，紧揪着我的两个人声称，他们要控告我打了人。这时我已经变得冷静和聪明，不再去反抗他们。“撒开手，别揪着我胳膊，”
我说， “我跟你们到镇上去。”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那一个粗暴地拒绝了我。
但是另一个较矮的很机灵，他考虑到事态的后果，反对他的同伴不必要地动手行凶。他向那个人做了个手势，接着我就被松开双臂，在他们俩当中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走到公路拐角，那地方已靠近诺尔斯伯里镇边缘。一个当地警察正沿着路旁小道走过。两个人立刻去找他。他回答说，这时候法院推事正在镇公所审理案件，我们最好立刻去看他。
我们到了镇公所。书记正式传讯，受理了那两个人对我提出的控诉，一般在这种情形下，控诉习惯上总是夸大其词，并且是与事实不符的。法院推事（他是脾气暴躁、专以运用权力为乐的那种人）查问，大路上或者附近一带有谁亲眼目睹了打人的事，原告承认那个工人当时在空地里，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此后一听法院推事接下去说的话，我就明白了他们承认这件事情的目的。推事立刻拘留了我，要我提出见证人，同时准许我取保候审，随传随到，这必须有人为我作保。如果镇上有人认识我，那我只需要交纳保释金，就可以获释，然而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所以必须找一个人负责为我作保。
这时我已洞悉他们的全部诡计。按照他们的安排，是要把我扣押在那个镇上，而我由于在那里完全人地生疏，就没有交保获释的希望。拘留到推事下次开庭时为期只有三天。但是，在我被拘禁的那段时间里，珀西瓦尔爵士就可以不择手段挫折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不用担心受到我的阻扰，而这样也许就可以使他的罪行永远不会败露。三天过后，原告的控诉肯定会撤回，那时也就根本无需什么见证人出庭了。
看到我下一步的行动受到这种恶作剧的阻挠（这种手段本身虽然十分卑劣不足挂齿，然而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令人沮丧的），我在那一阵愤怒，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之下，起初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一时想不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摆脱当时的困境。我真愚蠢，当时竟会索取纸笔，准备私下里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法院推事。可不是，我已经提起笔来写了几行，接着方才觉察这种做法是不够慎重的，也是毫无希望的。说来也惭愧，我几乎已被烦恼折磨倒了，但最后我推开了纸笔，想出了一个珀西瓦尔爵士大概不会料到，在几小时内获得自由的办法。我决定把自己的处境通知那位住在橡树场的道森先生。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黑水园府邸附近进行调查时，曾经去过这位先生所住的地方，带给他哈尔科姆小姐所写的介绍信，信中再三托他大力照顾我。现在我通知道森先生时，就提到了这封信，并且像上次告诉他的那样，谈到我所打听的事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我没让他知道劳娜的真实情况，只说我出来办理的这件事，对私人的利害有着重大影响，并且是与哈尔科姆小姐有关。讲到为何来到诺尔斯伯里镇时，我仍采取了审慎态度，只说我是受了医生所熟悉的一位女士的重托，上次在他家里曾蒙他殷勤招待，现在我处于孤独无援的境地，探问是否可以请他帮助。
我获得堂上的允许，可以雇一个送信人立刻带着我的信乘车出发，立刻去把医生接来。橡树场位于黑水园偏近诺尔斯伯里镇的一面。雇来送信的人说，他能在四十分钟内赶到那里，然后再花四十分钟时间把道森先生接来。
我吩咐他，万一医生不在家，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我竭力耐着性子，同时满怀希望，坐下来等候这一行动的结果。那时还不到下午一点半，送信人已经出发。三点半前，他陪着医生来了。道森先生及时帮助了我，他那样热心，那样周到，但他却认为那只是应尽的责任，这使我深受感动。保释的必要手续一经提出，立刻被接受了。那天下午四点以前我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诺尔斯伯里镇街上和这位善良的老医生热烈地握手。
道森先生殷勤地邀我和他一起去橡树场，要我在那里过夜。我只好回答说，现在的时间不能由我支配，还说，让我过几天再去拜访他，我将向他重申谢意，并向他说明我认为他应当知道、但目前我还不能透露的一切。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地分了手，我立刻取道去高街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
现在时间十分重要了。
我交保获释的消息，肯定在今天天晚之前就要传到珀西瓦尔爵士那里。
如果我不能在此后几小时内做出他最害怕的事情，完全把他制伏，我就可能前功尽弃，以后永远无法重新获胜。这个人是一向不择手段的，他在本地拥有势力，而我暗中进行的侦察工作又对他的罪行暴露构成了巨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警告我，要我加紧进行彻底的追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刚才我很好地利用了等候道森先生的时间仔细思考。早些时候那位唠叨的老教区执事的部分谈话使我感到厌烦，但是，现在重新回忆时，我却在那些话中发现了新的意义，我脑海中隐隐闪过了先前在法衣室里未曾触及的疑念。我原先去诺尔斯伯里镇的目的，只是要找汪斯布罗先生，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
但我现在去那里的目的，则是要查看老韦尔明亨教堂里的结婚登记簿的副本。
我去找汪斯布罗先生的时候，他正在事务所里。
他是一个生性愉快、态度安详、脸色红润的人（与其说像一位律师，倒不如说像一位乡绅）；听了我的来意，他好像觉得惊奇，同时也深感兴趣。
他只听说过他父亲抄的结婚登记簿副本，但是根本没见过它。至今还没有人来问到这个副本，它肯定是和那些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一直不曾动过的其他文件一起收藏在保险室里。真可惜（汪斯布罗先生说）老先生没能活到今天，听见终于有人要看他那宝贵的抄本。如果现在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就会更加热衷于这一癖好了。可是，我又是怎样知道这个副本的呢？是听镇上人说的吗？
我竭力支吾其辞，避免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侦查阶段中，总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妥，最好别让汪斯布罗先生过早地知道了我已经查过结婚登记簿的正本。因此，我说这次来是在调查一些家庭事务，但时间很紧，很有必要节省每一分钟。我急于要将某些细节的记录当天寄往伦敦，如果能看一看结婚登记簿的副本（费用当然按规定照付），我就可以搜齐需要的材料，省得再去一趟老韦尔明亨。我还说，如果以后需要一份正本抄样，我将请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为我提供那份文件。
听了这番说明，他同意取出副本。他吩咐一个雇员到保险室里去；稍停，那本簿子被取出来了。它和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大小完全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它装订得更精致一些。我把它捧过去放在一张空着的写字台上。这时我的手在颤抖——我不敢径自打开那簿子，我知道需要克制着自己，不可以让屋子里的人看出我激动的心情。
我先翻到前面的空页，它上面写的几行字已经墨迹黯淡。那几行字是：
——“韦尔明亨教区教堂结婚登记簿副本。在我指导下抄录，录后由我逐条与正本核对无误。（签名）：教区委员会文书罗伯特·汪斯布罗。”在这条说明下边，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的这样一行：“自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我翻到了一八○三年九月份。我找出了一个和我教名相同的人的结婚登记。我也找到了两弟兄同一天结婚的登记。再看，在这两条登记之间，在那一页的最下边——？
什么也没有！教堂结婚登记簿里记录的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与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的婚事，连个影子也没有！
我的心猛地一震，跳得好像要憋住我的呼吸。我再看一遍——唯恐我的眼睛靠不住。不，一点儿不错！那儿没有那一条结婚登记。各条登记，副本上的和正本上的，占据完全相同的地位。上一页的最后一条，记的是和我同教名的那个人的结婚。它下面留出了一条空行——这地方之所以空着，显然是因为它太狭窄，不够填写那两弟兄的结婚登记，所以在副本和正本中，这一条都被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那一条空行，泄露了全部真相！在教堂的结婚登记簿里，从一八○三年起，多次在举行婚礼后登记时，这地方肯定都是空着的，直到一八二七年珀西瓦尔爵士来到老韦尔明亨，才被补进了新的一条。他在老韦尔明亨的结婚登记簿上伪造了记录；我无意中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副本上发现了他的罪行。
我的脑袋发晕；我扶稳了写字台，以防自己栽倒。这个亡命之徒曾经引起我种种怀疑，但我所怀疑的一件也不是事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他和他那领地上最穷苦的工人一样，完全无权承袭从男爵的封号和黑水园府邸：这种事可是我从未想到的。我一度也曾猜想，他可能是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我也曾猜想，他可能做过安妮·凯瑟里克的丈夫；但是，无论怎样想入非非，我再也没猜到他真正犯下的罪行。
他作案时采取的手段是这样卑鄙，他犯罪时悍然不顾一切的情节是这样严重，而一旦破获，后果又是这样令人可怖：这一切吓倒了我。他过着那种野兽般惶惶不安的苦恼生活；他在绝望中表现得那样反复无常，时而下流无耻，假冒伪善，时而不顾一切，使用暴力；他那样心虚意怯，疯狂地不信任他人，单是因为疑心安妮·凯瑟里克和他妻子发现了他那可怕的秘密，他就把一个关进疯人院，不惜对另一个策划恶毒的阴谋：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旦发现了那件秘密，在旧时代里也许要绞死了他，而如今仍可能要判他一个终身流放。一旦发现了那秘密，即便受骗受害的人肯让他逍遥法外，但是免不了要一下子剥夺掉了他所窃取的名号、爵位、财产，以及全部上流社会的地位。这就是他那件秘密，这也是我的秘密！只要我一句话出口，他就要永远丧失那房屋、地产、从男爵的封号；只要我一句话出口，他就要浪迹天涯，隐姓埋名，成为一个流离失所、穷苦无依的人！
这人的整个前途都悬在我的嘴角边上，而他本人现在肯定也和我同样看清了这一点！
一想到这一点，我的主意更加坚定了。我必须对每一个极小的行动都小心谨慎，因为这影响到比我个人更为重要的利害关系。珀西瓦尔爵士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来对付我。在他这样危险与绝望的情况下，他会铤而走险，会毫不畏缩地去干任何罪恶勾当，可以说，只要能够挽救自己，他就会不择一切手段。
我考虑了一下。首先我需要把所发现的一切写成一份书面证明，万一自己不幸遭到什么意外，就可以把证明收在珀西瓦尔爵士无法将其弄到手的地方。藏在汪斯布罗先生的保险室里的结婚登记簿副本，肯定很安全。但是，我亲眼看到，藏在教堂法衣室里的正本就很不可靠。
在这紧急关头，我决定再去找那教区执事，再到那教堂去一趟，必须趁我那天晚上就寝之前，把需要的记录从结婚登记簿里摘录下来。当时我还不知道，单由我誊录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明，必须具备一份符合一定法律手续的抄本。因为不知道这些细节，只想到绝不要泄露了目前行动的秘密，我不曾去细问汪斯布罗先生，否则我就会知道那些必要的细节了。我只急着要赶回老韦尔明亨。汪斯布罗先生注意到了我紧张不安的脸色与神态，但我竭力解释，把规定的手续费放在桌上，约好了一两天后就写信给他，然后离开了律师事务所，这时我头脑昏沉，热血沸腾，脉搏急跳。
天正在暗下来。我忽然想到可能再一次在大路上被人追踪，遭到袭击。
我带的一枝手杖很细，它不大适合于，或者根本就不能用于防卫。于是，离开诺尔斯伯里镇之前，我先去镇上买了一根乡下人走野路用的那种又粗又短、一头很重的棍子。带了这样简陋的武器，如果有一个人打算阻拦我，我就可以用这个对付他。如果不止一个人攻击我，我就拔腿逃跑，对此我是有把握的。我以前在学校里以快跑著名，而后来在中美洲的历险中对此道也不乏锻炼。
我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那镇，一路在大道当中走着。
那时天空中飘着濛濛细雨，在前一半路程中我无法确定是否有人跟踪我。但是，到了后一半路程中，估计大约离教堂还有两里路时，我看见一个人在雨里从我身旁跑上前去，接着就听见路旁空场外边的一扇门突然关上了。我继续一直向前奔，手里准备好那根棍，耳朵留心地听，眼睛在细雨和黑暗中睁得大大的。我向前跑了不到一百码，右边树篱跟前传来了窸窣声，三个人跳到了大路上。
我一下子闪开到路旁人行道上。前面的两个人一时刹不住步子，冲上前来。第三个人快得像闪电一样。他止住步，偏过身，挥动他的手杖打我。那一下子没瞄准，也打得不重。它落在我肩上，我回过去对着他脑袋狠狠地就是一棍子。他向后一个踉跄，接着就撞在那两个朝我冲过来的人身上。这一下子我就有了一个先起步的机会。我从他们身边闪过，然后又在大路当中尽快地飞奔。
那两个没受伤的人继续追我。他们俩都是能跑的；那段路很平整；在最初五分钟或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跑得并不比他们快。这样在黑暗中跑长路很危险。我只能勉强看出两旁树篱的模糊阴影；只要在路上无意中碰到一个绊脚石，那我肯定会摔倒在地。不久我感到地势在改变：跑过了一个拐角，路面开始上升了；过了一程子，它又下降了。跑下坡路时，那两个人逐渐逼近了我，但跑上坡路时，我就开始把他们抛在后面。我听见他们那快速、均匀、沉重的脚步声变得更轻了，根据那声音判断，我已经超出他们相当远了，可以向那些空场地跑过去，这样他们就很可能在黑暗中错过了。于是我拐向人行道，这时不是凭视觉，而是凭猜测跑向树篱间偶尔出现的一个缺口。
原来，那里是一扇关闭着的门。我翻进去，到了一片空场上，背对着公路的一面继续不停地向前跑。我听见那两个人在门外不停步地跑了过去，稍停又听见其中的一个在唤另一个回去。不管他们怎样吧，反正他们已经看不见我的影子，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我在空场上继续一直向前，跑到场地的尽头，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缓过了一口气。
现在不能再冒险回到公路上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在当天晚上赶到老韦尔明亨。
没月亮也没星星可以帮助我确定方向。我只知道，离开诺尔斯伯里镇的时候，风雨是从我背后吹打过来的，现在，如果继续让风雨在后面吹打着，肯定不会完全走错了方向。
按照这个主意前进，我穿过了野地，除了偶尔碰上一些树篱、沟渠和小树林，不得不稍许改变一下我的路线，我没遇到其他什么更大的障碍，最后到了一座小丘附近，前边的路面很陡地降低下去。我走到底下一片平地上，从树篱的一个缺口里挤出去，到了一条小路上。刚才离开公路时我曾经向右拐，现在我又向左拐，以为这样可以矫正偏差了的路线。沿着那条泥泞曲折的小路走了十来分钟，我看见一所小屋，它的一扇窗里闪出灯光。临小路的园门敞开着，我立刻走进去问路。
我还没来得及敲里边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一个人手里提着点亮的灯从里面跑出来。他一看见我就站住，并举起灯来。我们彼此一看清对方，都大吃一惊。在那一阵乱跑中，我已绕过村子，最后到了它的另一端。我已回到老韦尔明亨，提着灯的不是别人，正是我那天早晨新认识的教区执事。
真奇怪，在我上次看见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好像已经奇怪地变了样。他显得那样惊慌——他那张血色很好的脸涨得通红——我听了他开口第一句话，完全莫名其妙。
“钥匙呢？”他问，“是您拿走的吗？”
“什么钥匙？”我反问，“我这会儿刚打诺尔斯伯里镇来。您说的是什么钥匙？”
“法衣室的钥匙呀。上帝救救我们，保佑我们吧！这可叫我怎么办呀？
钥匙不见了！听明白了吗？”老人叫喊，激动地向我摇摆着那盏灯，“钥匙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什么时候不见的？谁会拿走了它们？”
“我不知道呀，”教区执事说，黑暗中瞪大了眼睛，疯狂地东张西望。
“我刚回来。早晨我对您说过，今儿要整整忙一天——后来，我锁上了门，关好了窗——可是，现在它开了，那扇窗开了。瞧呀！有人打那儿进去，偷走了钥匙。”
他向玻璃窗那面转过身，让我看它怎样敞开着。他挥转了一下提灯，灯门松开，风立刻把蜡烛吹灭了。
“再去点亮灯，”我说，“咱们一起去法衣室。快去！快去！”
我催着他走进屋子。我早已十分担心的那个阴谋，可能使我迄今所占有的优势随着一起丧失的那个阴谋，这时也许正在进行。我急着要去教堂；教区执事进去点灯的那会儿工夫，我怎么也耐不住闲待在那里。我走了出去，沿着花园小径到了外边路上。
我刚前进了十来步，一个人从教堂那面走近我跟前。他一遇到我，就恭恭敬敬地向我打招呼。我看不出他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知道他完全是个陌生人。
“是您吗，珀西瓦尔爵士——”他还要往下问。
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黑暗里认错人了，”我说，“我不是珀西瓦尔爵士。”
那人立刻后退了一步。
“我还以为是我家主人呢。”他惶惑地嘟哝。
“你是在这儿接你家主人吗？”
“他吩咐我在这条路上等着。”
他答了这句话，又转身走开了。我回过头去看那小屋，只见教区执事提着重新点亮的灯走出来。我挽着老人的胳膊，催他更快地走。我们沿着小路匆忙前进，在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人身旁擦过。借着提灯的光，我勉强看出他是个没穿号服的仆人。
“他是谁呀？”教区执事悄声问。“他知道钥匙的下落吗？”
“咱们别停下来问，”我回答。“咱们先去法衣室。”
即使是在白天，也要走到小路的尽头才能看见教堂。我们从路尽头登上通往教堂的斜坡时，一个村里的小孩（一个男小孩）注意到了我们提的灯，他走到我们跟前，认出了教区执事。
“听我说，先生，”男孩纠缠不休地揪着教区执事的衣服。“有人到那上面教堂里去了。我听见那个人把自己反锁在门里面——我听见那个人在擦火柴。”
教区执事浑身战抖，沉重无力地倚靠在我身上。
“赶快！赶快！”我催促他。“咱们还来得及。不管那是什么人，咱们一定要逮住他。提好了灯，快跟我来。”
我飞快地登上小丘。在夜空的衬托下，我首先辨出的是教堂尖塔的模糊黑影。我转到一旁，向法衣室那面绕过去，这时只听见紧靠着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仆人已经跟着我们走向教堂高处。“我没有歹意，”他看见我朝他转过身时说，“我在找我家主人。”从他说话的口气中，明明可以听出他是害怕。我不去理他，继续向前走。
我刚拐过弯，可以望见法衣室，就看见那屋顶上的天窗从里面照得灿烂通明。在昏暗无星的天空下，室内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急忙穿过墓地，向法衣室门口赶去。
我一走近门口，就在黑夜的潮湿空气中闻到从里面喷出来一股奇怪气味。我听见里面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看见上面的光越照越亮——一片玻璃裂开了——我跑到门前，用手去推。法衣室里起火了！
一看见这情景，我还没来得及移动脚步，没来得及换一口气，就被里面一个人沉重地撞在门上的声音吓呆了。我只听见钥匙在锁眼里使劲地转动，听见那人在里面发出尖厉可怖的喊声，狂呼救命。
尾随着我的那个仆人浑身哆嗦，向后摇晃，接着就跪倒在地。“哦，我的天哪！”他说，“那是珀西瓦尔爵士呀！”
他刚说完这句话，教区执事已经赶到我们跟前，而就在这当儿，又听见钥匙在锁眼里最后一次转动，发出咔嚓声。
“求主可怜他的灵魂！”老人说。“他这是死定了。他让钥匙卡住了。”
我冲到门跟前。多少星期以来，那个我一心向往着的目标，那个决定我一切的目标，这会儿一下子从我的意念中消失了。这个人的罪行给别人带来了残酷的损害，他狠毒地破坏了人家的爱情、清白、幸福，我也曾暗中发誓，要让他受到罪有应得的可怕的审判；然而，我所念念不忘的这一切，现在都像梦影般从我记忆中消失。我其他的一切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可怕的情景。
我其他的一切都不去想了，只是随着人性的自然冲动，想到不要让他遭到可怕的横死。
“去试试开另一扇门！”我大喊。“去试试开通教堂的那扇门！这锁卡住了。再多浪费一分钟开这锁，你就完了。”
刚才钥匙最后转动了一次，此后就再听不见呼救声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声音，可以说明他是否活着了。我只听见火苗更急地烧得哔哔剥剥响，上面天窗玻璃发出刺耳的碎裂声。
我扭转身去看那两个跟我同来的人。仆人已经站起来，提起了灯，这时正茫然朝着那扇门把灯高举着。他好像已经完全被吓糊涂，像个狗似的紧跟着我走来走去。教区执事蹲在一座坟台上，一面哆嗦一面伤心地哭。我在那片刻中看出，他们俩都束手无策了。
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凭着偶尔的冲动，我一把抓住那仆人，把他推到法衣室墙跟前。“弯下腰！”我说，“紧趴着这石头墙。我要从你身上爬上屋顶——我要砸碎天窗，给他一些新鲜空气！”
仆人浑身颤抖，但是他紧趴着墙。我踏上他的背，口里叼着我那根棍子，双手攀住胸墙，立刻登上屋顶。我去砸那天窗，一下子就把已经开裂和松动的玻璃砸碎。火像一头野兽蹿出了它的洞。如果当时风不是凑巧从我的地方向另一面吹着，可能我当场就全完了。我蹲在屋顶上，烟夹着火焰腾涌到我的上空。在闪烁的火光中，我可以看见：仆人仰起了他的脸，在墙下边茫然无主地向上直瞪着眼——教区执事在坟台上站起，绝望地扭着他的双手——村内为数不多的居民，形容憔悴的男人和惊慌失措的妇女，都紧挤在墓地的那一边——所有的人都在那可怕的红色闪光中，在那令人窒息的黑色烟雾里，时而显现，时而隐没。而我脚底下的这个人，这个正在窒息、燃烧、走向死亡的人，虽然离开大家这么近，但是我们竟然毫无办法挽救他！
一想到这一点，我几乎愤怒欲狂。我手扳着屋檐往下降，跳落在地上。
“教堂的钥匙！”我向教区执事大喊。“咱们一定要从那一面试试——只要打开里面那扇门，咱们还是可以把他救出来的。”
“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老人叫喊，“没希望了呀！教堂的钥匙和法衣室的钥匙串在一个圈儿上，它们都在那里面呀！咳，先生，他没救了，这会儿他已经烧成灰了！”
“镇上的人会看见起火，”只听见一个人在我后面说。“镇上有一台救火机。他们会来抢救教堂。”
我唤那个人（因为见他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叫他过来跟我说话。
救火机到达这里，至少还需要一刻钟。想到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袖手旁观，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无法忍受这个情景。这时我并不是凭理智推断，而只是任意设想，相信法衣室里的这个已经注定毁灭的可怜虫，也许还没烧死，只是昏倒在地。如果打开了那扇门，我们是不是能把他救出来？我知道那大锁有多么坚固，我知道那钉满钉子的橡木门有多么厚实，我知道用普通方法去开这扇门毫无希望。可是，教堂附近那些拆毁了的小屋里，肯定还留下了屋梁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搬一根来，像撞车那样用它把这扇门砸开？
这主意冒上了我的心头，就好像火焰冒出了那砸碎了的天窗。我去找那个首先谈到镇上有救火机的人。“你们手边有鹤嘴锄吗？”有，他们有鹤嘴锄。“还有斧头、锯子和几根绳吗？”有！有！有！我手里提着灯，在一群人当中跑过去。“谁帮助我，每人给五先令！”一听我这句话，他们立刻活跃了。人穷苦时贪财，有如饥饿时贪食，他们一下子都兴奋得骚动起来。 “如果哪儿有手提灯，你们俩再去给我找几个来！你们俩再去给我找几把鹤嘴锄和一些工具来！其余的都跟我一起去找屋梁！”他们都发出欢呼，尖厉刺耳、声嘶力竭地喊着。妇女和小孩迅速朝两边退开了。我们大伙拥到墓地里一条小路上，跑到第一间空房子跟前。这时人都跑空了，只剩下了教区执事，这位可怜的老教区执事站在一块平坦的墓碑上，哽哽咽咽地痛哭那教堂。仆人仍紧跟着我，当我们推推搡搡走进空屋时，他把他那神色惊惶、颜色苍白的脸紧凑在我肩上。地下零乱地横着一些从顶板上拆下的椽子，但是，它们太轻了。一根屋梁横架在我们上空，但我们的胳膊和鹤嘴锄可以触到它，它牢牢地嵌在破旧的墙壁里，天花板和地板都已被拆掉，上面的屋顶豁开一个大缺口，露出了天空。我们立即开始凿毁屋梁两头的墙壁。天哪，瞧它多么牢固啊，墙砖和灰泥多么难拆啊！我们又是砸，又是拉，又是拆。屋梁的一头松开了，大块的砖头跟着它一起塌下了。那些挤在门口瞧着我们的妇女尖叫了一声，男人们跟着一声吆喝，两个人摔倒了，但是没受伤。大伙齐心协力，又拉了一阵，梁的两头都脱落了。我们抬起屋梁，吩咐门口的人让开路。这会儿就动手！这会儿就去冲那扇门！瞧那火焰正腾向天空，旺得更加耀眼，把我们都照亮了！大伙沿着坟地里小路沉着地前进，沉着地抬着屋梁去冲那扇门。一，二，三，撞啊。人们又发出欢呼。我们已经使它摇动了，即使那锁不能被冲坏，但那铰链是抵挡不住的。再用屋梁来它一下子！一，二，三，撞啊。门松动了！这时潜伏在里面的火焰从门的四周缝隙里向我们迸射出来。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猛撞！门轰地一声向里倒去。四周一下子悄然无声，我们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息，看望着什么东西。我们在找那尸体。灼脸的热气迫使我们后退：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上面，下面，整个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看见一片熊熊烈火。
“他哪儿去啦？”仆人悄声问，呆呆地瞅着火焰。
“他都化成灰了，”教区执事说。 “登记簿都化成灰了——咳，先生们！
眼看教堂也要化成灰了。”
这时只有他们俩说话。后来，他们也不开口了，除了那火焰像沸腾般发出哔剥声，四下里是一片沉寂。
听呀！
从远处传来粗厉的辚辚声，接着就是马儿狂奔时那种空洞的蹄声，接着就是低沉的吼声，这时几百人一起吵吵嚷嚷，喧哗声掩盖了一切。救火车终于赶到。
我身边的人一起离开了失火的地方，急忙向小丘顶上跑去。老教区执事也要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但他已精疲力竭。这时我看见他紧靠着一块墓碑。
“抢救教堂呀！”他力竭声嘶地喊，好像救火员能听见他的声音似的。
“抢救教堂呀！”
只有那仆人始终一动不动。他站在那里，仍旧那样直瞪着眼，茫然无主地紧盯着那火。我过去和他说话，摇摇他的胳膊。他已没有反应。他只悄声重复了一句：“他哪儿去啦？”
十分钟后，救火机已经安装好；从教堂后面一口井里抽出了水，水龙带被牵到法衣室门口。如果现在谁要我帮忙，那我可无能为力了。我的意志力已经消失——我的力气已经用尽——我那些杂乱的思潮突然令人吃惊地全部平息，因为我现在知道他已经死了。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毫无办法，两眼睁睁，只顾望着那燃烧着的屋子。
我看见火焰被慢慢地扑灭了。灿烂的火光变得暗淡了，一团团白色的气雾向上升腾，透过气雾，可以看见地板上一堆堆通红的、乌黑的余烬在冒烟。
四周静默了一会儿——后来，挡在门口的那些救火员和警察一起走上前——后来，我听见他们在低声商量什么——后来，两个人离开大伙，穿过人群，走到外面墓地里。人群呆呆地向两边退开，让他们走过去。
过了一会儿，人群掀起一阵很大的骚动，两旁排列着人的通道慢慢地扩展开。两个人抬着空屋子里的一扇门，沿着通道走回来。他们把那扇门抬到法衣室门口，然后走了进去。警察又从两边挡住了进口；有人从人群中三三两两偷偷地走过去，站在警察背后，想要首先看到里面的情景。另一些人候在近旁，想要首先听到什么消息。这些人当中有妇女，也有小孩。
消息开始从法衣室内传到人群当中——点点滴滴，它们慢慢地从一个人口中传到另一个人口中，最后传到了我站在那儿的地方。我听见那些问答的话低沉地、急切地在我四周一再重复着。
“他们找到他了吗？”“找到了。”——“在哪儿？”“抵在门上面；脸扑在地下。”——“哪扇门？”“通教堂的那扇门。他脑袋抵着门；他脸扑在下面。”——“他脸被烧坏了吗？”“没烧坏。”“烧坏了。”“不，那是烤焦了，不是烧坏了；对你说，他脸扑在下面。”——“他是谁呀？”
“有人说他是位侯爷。”“不，不是侯爷。是个什么爵士；爵士就是勋爵。”
“从男爵也称爵士。”“不是的。”“是的，是这样称呼的。”——“他要到那里面去干什么呀？”“没好事，这还用说吗。”——“他是存心来干这件事的吗？”——“是存心来烧死自己的吗？”——“我不是说他要烧死自己，我是说他要烧了法衣室。”——“他样子可怕吗？”“真可怕呀！”——“可是，你说的不是他那张脸吧？”“不，不，可怕的倒不是那张脸。”
——“没人认识他吗？”“有一个人说他认识。”——“是谁呀？”“他们说那是一个听差。可是他已经吓糊涂了，警察不相信他的话。”——“还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吗？”“嘘——！”
一位警官发出响亮的嘘声，我周围的低语声静息下来。
“抢救他的那位先生在哪儿？”只听见警官问。“在这儿，先生，他在这儿！”几十张脸急切地紧挤在我周围，几十支胳膊急切地分开了人群。警官手里提着灯走到我跟前。
“请这边来，先生，”他安静地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拉住我的手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拒绝他。我试图解释，说这死者生前我不曾见过；现在找我这样一个与他素昧生平的人，是没法认出他的。这些话已到唇边，但是我说不出口。当时我已失去勇气，只无可奈何地一语不发。
“您认识他吗，先生？”
这时我正站在一圈人当中。三个人站在我跟前，把手提灯低垂近地面。
他们的眼光中，以及别人的眼光中，都露出期待的神情，默默地紧盯着我的脸。我知道放在我脚跟前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手提灯那样低垂近地面。
“您能认出他吗，先生？”
我的眼光慢慢地垂下。起初我只看见一幅粗帆布，看不见灯光下其他的东西。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可以听出雨水滴落在帆布上。我顺着帆布向前望；就在那尽头，就在那黄色灯光下，僵硬的，狰狞的，乌黑的——那是他一张死人的脸。
就这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看见他了。就这样，凭上帝的意旨，我终于和他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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