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仆把我引进伯爵夫人刚离开的那间屋子。我一进去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伯爵。
他仍旧穿着夜礼服，但已经把上衣扔在一张椅子里。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以上——但只卷到那儿为止。他的身旁，一边摆着一只绒毡手提包，另一边放着一口箱子。书籍，废纸，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门旁一张桌上放着我从玛丽安的描写中早已熟悉的那只白老鼠笼。大概这时金丝雀和鹦鹉都在另一间屋子里。他坐在那儿理箱子里的东西，我走进去，他手里拿着几张纸站起来招呼我。显然，他脸上仍旧带着在歌剧院里受了惊的神色。他向我迎上一步，敬而远之地向我让座，这时他那一脸的肥肉都耷拉下来，冷峻的灰色眼睛在偷视中显出警惕，无论是语音或神态中都同样流露出猜疑。
“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先生？”他说， “我实在猜不出那是什么事。 ”
他说这话时带着无法掩饰的好奇神情紧盯着我的脸，我相信他在歌剧院里没注意到我。他先看见了帕斯卡，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歌剧院，别的东西他显然都没看见。我的姓名肯定使他想到，我上他家里来是抱有与他敌对的目的，然而，到现在为止，看来他完全不知道我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
“我很幸运，今天夜里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说，“您好像就要上路了嘛？”
“您要谈的事和我的上路有关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
“在什么程度上？您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您为什么要离开伦敦。”
他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闪开，锁上了房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
“你我彼此都是早已久仰大名，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您来到舍下之前，可曾想到我不是那种可以被人愚弄的吗？”
“我想到了，”我回答。“再说，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愚弄您。我来这儿是为了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即使您这会儿开了那扇锁上的门，随您对我发表什么意见，或者采取什么行动，我也不会走出去。”
我走到屋子更里边，面对着他站在壁炉前的毯子上。他把一张椅子拖到门口，在它上面坐下，把左臂往桌上一放。这时装有白老鼠的笼子靠近了他，桌子被他沉重的手臂一震动，那些小动物都吓得从它们睡觉的地方向外乱蹿，在漆得很好看的笼丝隙缝里向他张望。
“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几个字的意思也许要比您想象的更为严重哩。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他那宽阔的前额上冒出大颗汗珠。他的左手悄悄地在桌子边儿上移了过去。桌边底下是一个装有锁的抽屉，锁眼里插着一把钥匙，他的手指靠近钥匙上边，但是没去扭那钥匙。
“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伦敦吗？”他接着说，“请您把那个原因说给我听听吧，”他一面说一面转动钥匙，打开了锁。
“我有比说出那个原因更好的办法，”我回答。“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看到那个原因。”
“您怎么能让我看到它？”
“您已经脱了上衣，”我说，“现在只要把您左臂的衬衫袖子卷上去，您就可以在那儿看到了。”
他就像我在歌剧院里看到的那样顿时面如死灰。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闪出了恶毒的仇恨光芒。他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左手慢慢地打开了抽屉，轻轻地伸了进去。他正在挪动一件沉重的东西，我看不见，有一会儿工夫只听见里面粗厉地咔嚓响着。但接着就没声音了。此后是一片极度的沉寂，我站在那里可以听见白老鼠轻轻地咬啮笼丝的声音。
当时我的性命已危如累卵，对这一点我很清楚。在那最后关头，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已脉脉相通，我觉出他的手指的动作；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确切地知道他藏在抽屉里的是什么东西。
“且慢，”我说，“您已经锁上了门——您瞧，我是不会走开的——您瞧，我是赤手空拳的。等一等，我还有句话要说。”
“你的话已经说够了，”他回答，这时突然又显得十分镇定，但神情仍是那样不自然，那样狰狞，即使是更粗暴的举动也不会使我像当时那样感到紧张。“让我想一想。你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吗？”
“也许我能猜出。”
“我在想，”他冷静地说，“我是不是该把这屋子弄得更乱腾一些，让你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
我从他的脸色看出，当时只要我稍微一动，他就会下毒手。
“在您最后决定那个问题之前，”我回答说，“我要请您看看我带来的两行字。”
这一建议好像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点了点头。我从皮夹子里取出帕斯卡收到我信后写的那张回条，伸直了手臂递给他，然后回到壁炉前原来的地方。
他大声读出那两行字：“来件收到。如果到了你所说的时间还不看见你，我将在钟敲响时拆开信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换了另一个人，他会需要你解释这些话，但是伯爵不需要你解释。一看完那回条，他已明白我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清楚得好像我作出决定时有他在我身边一样。他的表情立刻变了，他那只手空着从抽屉里缩出来了。
“我且不锁上我的抽屉，哈特赖特先生，”他说，“暂时也不保证我不会让您的脑浆溅在那壁炉上。然而，即使是对敌人，我也是有一句说一句的——我必须首先承认，您的脑子要比我原来所想象的更聪明。现在就直接说到点子上吧，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要求？”
“有的，而且一定要你答应。”
“有商量余地吗？”
“没有商量余地。”
他那只手又伸进了抽屉。
“呸！瞧我们又把话绕回去了，”他说，“你那聪明的脑子又危险了。
瞧你说话的口气狂妄得太不像样了。在这里，先生，你说话可要客气一些！
除非是你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否则对我来说，把你打死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总要比让你离开了这屋子更少一些危险。要知道，你现在对付的不是我那个倒霉的朋友，你这会儿面对的是福斯科！哪怕需要二十个哈特赖特先生的性命当垫脚石才能达到安全地点，我也会心安理得地、无动于衷地稳步踏过那些石头。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你就得尊重我！我要你在重新开口之前先答复我三个问题。你要听清楚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这次谈话有重要意义。
你要答复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对我有重要意义。”他举起右手的一个手指。
“第一个问题！”他说。“你到这儿来，掌握了一些情报，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拒绝告诉你。”
“没关系——我会查明的。如果那情报是真的——注意，我特别强调如果两个字——那么，你就是在这里利用它做交易，这也许是你本人的诡计，也许是其他什么人的诡计。我的记忆力很不错，我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它将来对我有用处，现在，接下去谈吧。”他举起另一个手指。“第二个问题！
你请我看的那几行字下面没有署名。写信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我有充分理由信赖的，也是你有充分理由害怕的。”
我的答话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听见他的左手在抽屉里颤抖。
“在钟敲响和信件拆开之前，”他提出第三个问题时，口气温和了一些，“你留给我多少时间？”
“那时间尽够你用来答应我的条件，”我回答。
“给我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哈特赖特先生。钟敲响几点？”
“明天早晨九点。”
“明天早晨九点？好嘛，好嘛——你是要在我还没办好签证手续离开伦敦之前，设下捉我的圈套呀。我想，总不至于比那个时间更早吧？我们这就来安排一下：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当人质，在我放走你之前跟你谈判怎样讨回你那封信。同时，要请你谈谈你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知道我的条件。它们很简单，我这就说出来。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代表谁的利益吗？”
他极度镇定地露出微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右手。
“那么我就试着猜一猜吧，”他含嘲带讽地说。“那当然是一位夫人的利益罗！”
“我妻子的利益。”
他看了我一眼，首次向我露出了毫无虚伪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惊讶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把我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他立刻关好抽屉，把双臂交叉在胸口，带着轻蔑的微笑留心听我的话。
“你很清楚，”我接着说，“经过这许多月的调查，我知道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你再也无法向我抵赖。你从事卑鄙的阴谋活动，犯下了罪行。你的目的是把一万镑的财产弄到手。”
他不说什么。但是焦急的阴影突然笼罩了他的脸。
“就把你已经弄到手的给留下吧，”我说。（立刻他脸上又有了光彩，瞪着我的那双眼睛惊奇地张得越来越大。）“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向你讨回那笔钱，我不会那样贬低自己的身份，那些钱已经被你花了，它们是你犯严重罪行的代价——”
“说话客气点儿，哈特赖特先生。你这套假仁假义的玩艺儿，在英国还挺有用，就请你留着给自己和你的同胞们使用吧。那一万镑是已故费尔利先生留给我太太的遗产。如果你这样看待这问题，我尽可以和你谈一谈。不过，对于一位像我这样风度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太琐碎了。我还是别去提它了。
现在就请继续谈你的条件吧。你要怎样？”
“首先，我要你当着我的面，亲自写好并签署一份有关那阴谋的全面交代。”
他又举起他的手指。“第一点！”他计数时一丝不苟地紧盯着我。
“第二，不是单凭个人声明，而是要你提供一份明确的证据，证实我妻子离开黑水园去伦敦的日期。”
“好呀！好呀！我们的要害被你抓住了，”他镇定地说。 “还有什么吗？”
“暂时没有了。”
“好！你提出了你的条件，现在就来听听我的条件吧。一般说来，承认参与了你所谓的‘阴谋’，由此承担的责任也许要比叫你死在那壁炉毯子上应负的责任更轻一点儿。那么，就这样讲定了吧：我接受你的提议——当然，那必须根据我的条件来接受。你要我交出的材料可以照写，那明确的证据也可以为你提供。大概，你要的是我那位不幸的朋友通知我他妻子到达伦敦的日期和钟点，要的是他署了名和注有日期的那封亲笔信，好让你用来做证明吧？我可以给你那封信。我还可以介绍你去找那个出租马车给我的人，那天派车去火车站接我那位客人的人——即使给我赶车的那个马车夫已经无法回忆，但是那个人的马车出租登记簿也可以让你证实那个日期。这些事我都能够办到，而且，我也愿意办到，只要同意我提出的条件。现在就让我把我那些条件列举出来。第一个条件！福斯科夫人和我应不受你的任何干扰，随便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离开这里。第二个条件！你必须和我等候在这里，等候我的代理人明天早晨七点钟来料理我的事情。你要出一张条子给那个为你保管密封文件的人，由我的代理人把它取回来。你要等候在这里，一直等候到我的代理人把那信件原封不动地交在了我手里，然后你还要给我整整半个小时，让我们离开这所屋子——等到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恢复行动自由，随便去到哪里。第三个条件！因为你干涉了我的私事，并且胆敢在谈话中向我使用那种语言，所以，作为一位绅士，我要你接受挑战。一等我平安到达大陆，我就要亲笔写一封信给你，指定一个时间和国外的一个地点：那封信里将附一条恰巧和我的剑一样长的纸带。以上是我的条件。现在告诉我：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他那当机立断的魄力，深谋远虑的狡猾，欺诈浮夸的语言：这一切罕有的表现，使我在片刻之间张慌失措，然而，那只是片刻之间而已。当时我必须考虑，为了能证明劳娜的身份，我是不是应当让这个剥夺了她身份的恶棍逍遥法外呢。我的妻子被当作骗子赶出了她的出生地，我要使她在那里重新获得承认，我要使那一条至今仍玷污着她母亲墓碑的谎言被当众抹掉：我知道这一动机并不含有任何邪恶的感情，它比我最初杂有复仇思想的动机更为纯洁。然而，我不能断言，当时左右着我的思想斗争的是否仅仅是这些道德信念。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这时我想起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
多么可怕呀。命运之神，就在那最后片刻，从我软弱的手中夺走了我复仇的机会！我是一个凡人，我不能预卜未来，那么，凭哪一点能够断定，这一个人虽然在我手下漏了网，就一定能逃脱惩罚呢？我之所以会转到这些念头，也许是由于本人迷信，也许并不是由于迷信，而是出于一种更高尚的信念。
我终于已经捉住了这个人，然后，要我再自动地放走了他，这可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我仍然要强制着自己这样做。说得更清楚一些，我决定一切都要为了劳娜，为了真理，要服从自己认为是更崇高的这一动机的指导。
“我接受你的条件，”我说。“但是我有一个保留条件。”
“什么保留条件？”他问。
“是有关那密封信件的事，”我回答。“我要你一收到那封信，就当着我的面原封不动地给毁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只是为了防止他把我的亲笔信带走，作为我和帕斯卡通信的证据。虽然我明天早晨把那地址告诉他的代理人后，他也必然会发现我通信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要利用这一发现，单凭本人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那样我就完全不必为帕斯卡担心了。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两分钟后回答。“这件事不值得争论，我一收到那信就毁了它。”
他刚才一直坐在我对面椅子里，这时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好像一下子已经全部摆脱了我们这次谈话对他精神上的压力。“噢！”他舒畅地伸直了胳膊大声说， “战争只有在它进行的时候是激烈的。请坐吧，哈特赖特先生。
等到将来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又是死敌，但是现在，作为高贵的绅士，咱们暂时仍旧以礼相待吧。请允许我唤我的妻子。”
他打开锁了的房门。“埃莉诺！”他扯着粗嗓子叫唤。那个满脸阴险神情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福斯科夫人，这是哈特赖特先生，”伯爵落落大方地给我们介绍。“我的天使，”他接着对妻子说，“这会儿你正在忙着收拾行李，可是，能不能抽点儿空给我烧一些浓浓的可口的咖啡？我要给哈特赖特先生写一点儿东西，所以，要充分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可以发挥我的能力。”
福斯科夫人两次鞠躬：一次是对我，显得很冷峻；一次是对她丈夫，显得很柔顺；然后轻快地走出了屋子。
伯爵走到窗口写字台跟前，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几刀纸和一束鹅毛笔。
他把笔扔得满桌子都是，以便使用时随手就能拿到，然后把纸裁成一叠狭长的稿纸，就像职业作家为发排而写稿时所用的那种。“我要写成一份很精彩的证明文件。”他扭过头来对我说。“我很熟悉写作的习惯。在智力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成就就是精于组织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长！我就具有这种特长。您呢？”
咖啡送来之前，他一直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向自己哼着曲调，每逢思路遇到什么问题，就用手掌拍打脑门子。虽然我使他陷入困境，但他反而急于利用这一机会来满足他的虚荣心，恣意炫耀他自己。我对这种狂妄的态度不禁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我从心底里厌恶这个人，然而，对他性格上那种惊人的毅力，哪怕是表现在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我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感动。
福斯科夫人端进来咖啡。他吻了她的手，表示谢意，然后把她送到门口；走回来后，他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把它端到写字台上。
“您来点儿咖啡吗，哈特赖特先生？”他就座前说。
我谢绝了。
“怎么！怕我毒死您吗？” 他嘻笑着说， “人家都说英国人的智力健全， ”
他接着说，一面在桌子跟前坐好，“可惜它有个严重的缺点：老是在不必要的地方显得过份地小心。”
他蘸了墨水，把第一张纸在面前摆好，用拇指把它揿在桌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写起来。他写得很快，笔下发出嚓嚓响声，字又大又潦草，行与行之间空得很宽，因此，从最上边一行开始，肯定不到两分钟就写满了一页。
每写完一张纸，标上页码，他就把那张纸从肩头向后面扔在地上。第一枝笔写秃了，就把那笔也从肩上扔出去，接着就赶紧从散放在桌上的笔当中抓起了第二枝。一张纸又一张纸，十几张，几十张，上百张，都从他两面肩头上飞出去，最后稿纸像雪片似的堆满了他椅子四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我坐在那里看，他坐在那里写。他从不停顿，除了偶尔喝上一口咖啡；而等到咖啡喝完，则不时拍一拍脑门子。钟敲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稿纸继续向他四周飞出去；笔仿佛不知疲倦地、一刻不停地嚓嚓响着从稿纸上端写到底下，后来，乱糟糟的白纸在他椅子四周越积越厚了。到了四点钟，我只听见他的笔突然咔嚓一响，那是他在签的名后面画了个花式。“好啦！”他大声说，轻捷得像一个年轻人那样跳了起来，眼睛紧瞅着我，露出得意洋洋的笑。
“完稿了，哈特赖特先生！”他说，一面抖擞精神，咕咚一声在宽阔的胸口捶了一拳。“这篇东西我写得非常满意，您读了会非常吃惊。材料全部写完，但是福斯科的精力并没用尽。我还要把草稿整理修改一下，然后特地读给您听一遍。这会儿刚敲四点。好极了！四点到五点，整理、修改、宣读。
五点到六点，让我小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精神。六点到七点，作好最后准备。
七点到八点，安排好代理人要做的事，处理掉那密封信件。八点钟上路。瞧我的预定计划！”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的稿纸当中，用一只锥子和一根细绳把它们串在一起，然后进行修改，在第一页的上端写了他的许多称号和获得的勋章，把材料大声读给我听，一面像演戏般加强一些字的口气，作出种种手势。有关这篇证明文件，读者不久就可以对它作出定评。这里我需要说的是，他满足了我的要求。
接着他给我写了出租马车的人的地址，并交给了我珀西瓦尔爵士的信。
那封信是七月二十五日从汉普郡寄出的，它说“格莱德夫人”将于二十六日启程去伦敦。所以，就在医生为她出死亡证，证明她已在圣约翰林区去世的那一天（二十五日），珀西瓦尔爵士的信中却说明她仍旧活生生地待在黑水园府邸里，而且是第二天才上路！将来等我从出租马车的人那里获得证明，证实那次旅程，那时所需的一切证据就齐备了。
“五点一刻，”伯爵看了看他的表。“现在该是我睡觉养神的时候了。
您大概注意到我的模样很像拿破仑大帝吧，哈特赖特先生，我还能够随意控制睡眠，在这方面也很像那位不朽的人物。请原谅我。让我把福斯科夫人唤来，免得您一个人闷坐在这儿。”
我明知道，他要把福斯科夫人唤来，是为了防我趁他睡熟时离开那间屋子，所以我不答话，只顾把他交给我的材料包扎好。
伯爵夫人进来，仍旧显得那样冷酷、苍白、阴狠。“招待招待哈特赖特先生吧，我的天使，”伯爵说。他给她端了张椅子，再一次吻了她的手，然后走到沙发跟前，三分钟后已经像一个胸怀最坦白的人那样安静、舒畅地睡熟。
福斯科夫人从桌上取了一本书，坐下来，像一个永不忘记嫌隙、决不宽恕别人的妇女那样，用仇恨恶毒的眼光直勾勾地瞪着我。
“我刚才听了你和我丈夫的谈话，”她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叫你死在壁炉前面的毯子上了。”
说完这话，她就打开了她的书，从那时起直到她丈夫醒来，她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或说一句话。
伯爵张开眼睛，从沙发上坐起，离开他睡着恰巧是一个小时。
“我精神爽快极了，”他说，“埃莉诺，我的好太太，楼上的东西你都收拾好了吗？很好。我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理好这儿的一些东西，再需要十分钟换好上路的衣服。在代理人来到之前，还有什么事需要做的？”他向屋子里四周望了望，一下子注意到那个装有他的白老鼠的笼子。“啊！”他怜惜地大声说，“还有一件需要我割爱的最伤心的事。我天真的小动物呀！我心爱的小宝贝呀！叫我把它们怎么办是好呢？暂时我们无家可归了，暂时我们要不停地流浪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行李带得越少越好。我那只鹦鹉，我那些金丝雀，再有我这些小老鼠：它们的好爸爸一走，再有谁来爱护它们？”
他陷入沉思，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刚才他并不曾为了写那份交代感到困难，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却为了如何处理他的小动物这件更重要的事感到无计可施，烦恼起来。经过好一阵子考虑，他突然又在写字台跟前坐下了。
“有主意了！”他兴奋地说。“让我把我的鹦鹉和金丝雀捐赠给这个大都市，让我的代理人用我的名义把它们送给伦敦动物园。这会儿就开好捐赠的清单。”
他开始开清单，口中重复着笔底下不停地写出的句子。
“第一。羽毛美丽绝伦的鹦鹉：它能吸引所有趣味高尚的游客。第二。
灵俐活泼无比的金丝雀：它们不但配得上点缀摄政公园的动物园，甚至配得上进入伊甸乐园。此致英国动物学学会。福斯科赠。”
笔又咔嚓一响，他在签名后面画了个花式。
“伯爵，你没把老鼠写上嘛。”福斯科夫人说。
他离开桌子，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
“人类的决心，埃莉诺，”他一本正经地说，“都有它的限度。在单子上写了那些，我的决心已经达到了它的限度。我舍不得我的白老鼠啊。原谅我吧，我的天使，上楼去把它们搬进那个旅行用的笼子里吧。”
“多么可爱的仁慈心肠啊！”福斯科夫人赞美她丈夫时向我最后狠毒地瞪了一眼。她很郑重地拿起鼠笼，走出了屋子。
伯爵看了看他的表。他虽然故作镇静，但是，看见代理人还不到来，就渐渐露出焦急的神情。蜡烛早已熄灭；曙光照进屋子。一直到七点零五分，才听见门铃响，代理人来了。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外国人。
“这位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吕贝尔先生，”伯爵给我们介绍。他把代理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像这样一个从脸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出他是外国间谍的人）拉到屋角里，关照了几句，然后让我们两人留下。一剩下我们两人，“吕贝尔先生”就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差遣他。我写了两行字给帕斯卡，请他把我那个密封信件“交来人带下”，然后注上姓名地址，递给了吕贝尔先生。
代理人守着我，一直等到他的委托人换好旅行装走下楼来。伯爵不立即打发他走，先仔细地看了看我信上的姓名地址。“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向我露出一副阴险的神气，从这时起他的态度又变了。
他收拾好东西，然后坐下来查阅一幅旅行指南图，边查边把一些事项摘录在笔记簿里，不时焦急地看他的表。他没再向我说什么。知道上路的时间临近，再加已经亲自证实我和帕斯卡之间建立的联系，他显然正在认真考虑为远走高飞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
八点钟还差一点儿，吕贝尔先生拿着我那封不曾拆开的信回来了。伯爵仔细地看了上面的姓名住址和密封，点燃一支蜡烛，把信烧了。“我履行了我的诺言，”他说，“但是，哈特赖特先生，这件事并未到此结束。”
代理人刚才让他乘回来的马车停在门口，这会儿正和女仆忙着搬行李。
福斯科夫人从楼上下来，脸上严严地蒙着面纱，手里提着旅行用的鼠笼。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连正眼也不朝我看。她丈夫护送她上马车。“等会儿跟我到过道里去，”他悄声对我说，“我临别时要和您谈几句。”
我走到门口，代理人站在台阶下面前花园里。伯爵独自走回来，把我拉过去几步，到了过道里。
“记住了那第三个条件！”他压低了声音说。“您会收到我的信，哈特赖特先生，我会比您预料的更早向您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绅士决斗。”这时他出人意外地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向门口，但接着就停下了，又向我走回来。
“还有一句话，”他带着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气对我说，“我上次见到哈尔科姆小姐，看上去她很瘦弱。我非常关心这位可爱的女性。要当心照护好她，先生！我诚心诚意、严肃认真地恳求您：要当心照护好哈尔科姆小姐！”
他向我说完最后这几句话，把那肥大的身躯挤进了马车，车开动了。
代理人和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目送着他去远了。就在我们俩站在那儿的时候，后面不远的路拐角上出现了另一辆马车。那辆马车朝刚才伯爵的车所走的方向驶去，经过这所房子敞开着的花园门时，一个人从车窗里向我们张望。又是歌剧院里的那个陌生人——那个左边面颊上有疤痕的外国人！
“请您和我在这儿再等候半小时，先生！”吕贝尔先生说。
“好的。”
我们回到起居室里。我不愿意和这代理人聊天，更不高兴让他跟我谈话。
我取出伯爵交给我的那份材料，开始阅读这人亲笔叙述他所策划和进行的可怕的阴谋故事。
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神圣罗马帝国伯爵；荣获骑士大十字铜勋章；美索不达米亚秘术会终身会长；欧洲各国音乐学会、医学学会、哲学学会、慈善团体等名誉会员）伯爵的叙述一八五○年夏，我在海外接受了一项性质很微妙的政治任务，来到英国。
组织上任命我指挥几位与我有半官方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吕贝尔先生和夫人。我在定居伦敦郊区，准备进行活动之前，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好奇的人看到这里，也许要我说明那些活动的性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然而我很抱歉，由于外交上保密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经过安排，我准备到我已故的朋友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高贵的府邸里度过我刚才所说的最初一段休息时间。他和他的太太从大陆上归国。我和我的太太从大陆上到来。在英国这片国土上，家室之乐的气氛最为浓厚，我们这样成双结对地来到此地，确实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这时候，由于两人在经济上抱有同病相怜之感，珀西瓦尔和我的友情就加深了。我们俩都需要钱。瞧这东西是多么迫切需要啊！瞧这东西是多么普遍缺乏啊！在文明世界中，有不同情我们的人吗？那人一定是麻木不仁的！
要不，一定是十分阔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详谈那些有关的无聊的细节。我一想到了它们，就感到厌烦。不怕大家轻视，我不妨以古罗马人那种恬淡的风度公开承认：
当时我和珀西瓦尔都已囊空如洗。现在，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一笔带过也就算了，以后不必再重提它啦。
我们到了府邸，受到一位绝代尤物的欢迎，在气氛比较冷酷的社会中，她被称为“哈尔科姆小姐”，但我心底里只记得她叫“玛丽安”。
天哪！真没法想象，我竟然会那样快地拜倒在这位女性脚下。虽然已经六十，但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那样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把全部的感情像金币般倾倒在她脚下。而我的妻子（我那可怜的天使！），这位一向崇拜我的妻子，则只从我手中得到几枚先令和便士而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啊？（我在问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傀儡戏舞台上的一些木偶罢了。哦，万能的命运主宰，请轻轻牵动我们的提线吧！向我们大发慈悲，让我们在可怜的小舞台上跳完这场舞吧！
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能被正确地理解，它就可以说明一整套哲理。那也就是我的哲理。
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
有关我们刚住进黑水园府邸时的情形，玛丽安（请原谅我忘情，用教名亲密地称呼这位高贵的小姐）已在她笔下作了无比精确的描写，而且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虽然我这枝笔乐于效力，但有些事情，由于我已经详细知道了这位小姐的日记（我偷看了它，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印象），而她记事时一般又是那样纤细靡遗，所以我大可不必再去重复它们了。
谈到我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事情（多么叫人关心和焦虑的事情！），那必须从玛丽安不幸患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候我们的处境都十分窘迫。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珀西瓦尔需要一笔巨款（至于我也需要一小笔款子，这里就不必去提它了）；唯一可以指望解他燃眉之急的，是他妻子的财产，然而，在她去世之前，那财产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的。这情形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比这更槽的。我那不幸的朋友，正为了一些私事烦恼，但我和他的纯洁的友谊需要我在这方面保持应有的分寸，所以我不便打听那些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太好奇了。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和格莱德夫人互通消息，其结果可能会泄露一件秘密，而那样就必然要毁了珀西瓦尔。他曾经亲口对我说，除非能够封住他妻子的嘴，除非能够寻获安妮·凯瑟里克，否则他就要完蛋。如果他一完蛋，那么我们筹款的问题又会怎样呢？尽管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一想到这一点，我真的发抖了！
这时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寻找安妮·凯瑟里克一事上。我们的筹款问题虽然重要，但尚可推迟，而寻获这女人的事则十分迫切，刻不容缓。我只是从珀西尔瓦形容的话中知道，这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他之所以谈到这件奇怪的事，只是为了寻找这女人时，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辨认出她，然而，后来我又听说，安妮·凯瑟里克曾经从一所疯人院里逃走，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而最后则是实现了那件惊人的事情。我的设想是：要把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完全调一个位置。格莱德夫人和安妮·凯瑟里克将彼此调换，她们的姓名、地位和命运都将彼此调换，而经过掉包所取得的那项巨大成功，不但为珀西瓦尔爵士赢得三万镑，而且为他永远保守了那件秘密。
重新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已凭直觉预料到（我的直觉难得会料错了事情），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安妮，迟早会再来到黑水园湖边的船库。于是我就去那里守候着；事先告诉女管家迈克尔森太太，说我要在那幽静的地方用功看书，有事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做人的原则之一是：别让自己的举动不必要地显得神秘，别让人家怀疑我缺乏应当表示的诚恳。迈克尔森太太始终相信我。这个像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位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遗孀），处处流露出虔诚的神气。一个已届成熟年龄的妇女，会这样无限天真地信任别人，这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慨然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
我在湖边守候，总算如愿以偿：虽然去到那里的不是安妮·凯瑟里克，而是她的监护人。这位监护人在信任别人时，也显得无限地天真，而我呢，和在上述的例子里一样，也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我让她自己谈（她自己也急于要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绍我去见那个她悉心爱护的人。我首次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时候，她正睡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和格莱德夫人长得那样相像，我见了不禁为之震惊。在这之前，我对那项伟大计划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但一看见那个睡熟了的人的脸，就细致地想到了种种巧妙的安排。
同时，我为人心肠最软，眼看到病人痛苦的情景，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我立即设法减轻她的病痛。换句话说，我为安妮·凯瑟里克准备了需要的兴奋剂，要让她恢复体力，可以动身去伦敦。
在这方面，我还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样才避免铸成一件无法弥补的大错。
我年轻时曾经用功钻研医学和化学。尤其是化学，因为有关这门科学的知识能赋予人无穷的威力，所以它永远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我一向强调，化学家可以随意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续写下文之前，我要将这一点加以阐明。
人们都说，精神主宰世界。那么，主宰精神的又是什么呢？是肉体。而肉体（这里，请密切注意我的论点）则完全受制于一切主宰者中最有威力的化学家。只要让我福斯科运用化学，那么，当莎士比亚想出了《哈姆雷特》
的题材，坐下来准备写他的作品时，我只要在他的日常饮食里洒上几粒药粉，就能影响他的肉体，削弱他的精神，直到后来他那枝笔只能够糟蹋纸张，写出来的都是最恶劣无聊的废话。谈到这一类的情况，我又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牛顿。我敢担保，他看见苹果落下的时候，将不会发现吸引力的原理，而是吞吃了那苹果。尼禄① 刚吃完一顿饭，还没来得及消化，已经变成一个最温和的人；亚历山大大帝② 清晨喝了几杯酒，可就在当天下午，他看见了敌人就会抱头鼠窜。说真的，我们的社会很侥幸，因为，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道，现代的化学家都是一些好好先生。他们多数是受人尊敬的父亲，做了家长，开了店铺。少数是哲学家，他们在赞扬他们讲课的一片喝彩声中被冲昏了头脑；有的是空想家，他们把光阴浪费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上；也有的是江湖医生，他们胸无大志，连给我们拾鞋都不配。就这样，我们的社会避免了一场浩劫，而那具有无限威力的化学则始终局限于一些肤浅无聊、无足轻重的问题上。
为什么我要这样表示忿慨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慷慨陈词呢？
因为，我的行为被一些人歪曲了；因为，我的动机被一些人误解了。有人认为，既然我会对安妮·凯瑟里克运用我渊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同样对高贵的玛丽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瞧这种想法有多么恶毒！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我是一心想要保全安妮·凯瑟里克的性命。至于玛丽安，我只急于要把她从那个冒牌医生，那个为她治病的笨蛋的手中救出来（那家伙后来从一位伦敦来的医生口中证实，我所提出的忠告全部是正确的）。我只有两次求助于化学知识，而那两次对接受试验的人都是毫无伤害的。第一次，我先跟踪玛丽安到黑水园村那家客栈（当时我躲在一辆运货大车后边，不让她看见，一面却在欣赏她那优美可爱的走路姿势），然后，我烦劳我的高贵的夫人，由她去抄录了一封信，并截下了另一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我那敬爱的敌人交给一个被辞退了的女仆的，当时的情形是，那些信都藏在女仆的怀里，所以，福斯科夫人为了拆开它们，看后执行她的任务，然后把信封好归还原处，她就只好求助于我藏在那半两重的瓶子里的科学的力量了。第二次是在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以后，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关这件事，我以下就要谈到）。除此以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不曾求助于我这门精湛的艺术。
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和复杂，只需凭着天赋的才能，我照样能对付敌人，控制局势。可以说，我在这方面赋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里承认我不曾利用化学家的技术，正说明我具有非常人所具有的才能。
应当说，我这样发一发脾气是好的。这一来我就感到非常舒畅了。好，言归正传！让我继续往下谈吧。
我向克莱门特太太（也许是克莱门茨太太吧，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出主意，说为了防止珀西瓦尔爵士找到安妮，最好是把她送到伦敦去，对方欣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54—68），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译者注②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马其顿王（公元前 336—323），以勇武善战著称，曾征服希腊、波斯、埃及，以及西北印度，建大帝国。——译者注然采纳了我的意见，我约定了一个日期和这两个上路的人在火车站碰头，亲自送她们上了车，然后才回到府邸去应付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只能由我太太忠心耿耿地协助办理。我已经和克莱门茨太太说好，为了安妮的原故，她应当把伦敦的住址通知格莱德夫人。但是这样安排还不够妥当。也许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使克莱门茨太太单纯的信心发生动摇，她可能根本就不去写那封信。我能找谁和她同车去伦敦，在暗中探明她的住所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立刻我想起了我的贤内助，福斯科夫人。
一经决定托我太太去伦敦，我就作了种种安排，要使她这一次出去能完成双重任务。我当时还需要一位看护来照看病中的玛丽安，这看护不但要对病人，同时还要对我负责。很幸运，当时恰巧有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妇女，可以供我差遣。我指的就是那位可敬的护士长吕贝尔夫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太太送到她伦敦的住所。
到了约定的那天，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凯瑟里克跟我在车站上会齐。
我很礼貌地送走了她们俩。我很礼貌地送走了乘同一班车去的福斯科夫人。
我太太一丝不苟地办好了我嘱咐她做的事，那天很晚的时候回到了黑水园。
她由吕贝尔夫人陪伴着，并给我带回来克莱门茨太太伦敦的住址。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项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克莱门茨太太准时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为了将来万一需要，我保留了那封信。
同一天里，我和那医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从神圣的人道主义出发，抗议他对玛丽安采用的疗法。和所有愚鲁无知的人相同，他的态度很是傲慢。当时我不发怒，不去和他争吵，我要把这场争吵推迟到有必要和能起作用的时候。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离开黑水园，亲自出门走一趟。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我需要在伦敦租好一幢房子。由于涉及到别人的家务琐事，我还需要去和弗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打一次交道。我在圣约翰林区找到了需要的房子。
我在坎伯兰利默里奇村找到了费尔利先生。
由于早已在暗中摸清了玛丽安的信件的内容，我知道，为了要平息格莱德夫人夫妻间的纠纷，玛丽安曾经写信给费尔利先生，打算陪格莱德夫人去坎伯兰她叔父家里。当时我就很有见地，我让这封信送到了它的目的地，认为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会带来好处。现在我就要亲自去会见费尔利先生，尽力促成玛丽安的提议，同时，由于玛丽安患病，必须给这提议作一些修改，而这样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必须使格莱德夫人在她叔父的邀请下单独离开黑水园，还必须使她叔父特地嘱咐她旅途中要在她姑母家里（我圣约翰林区的住宅里）歇一夜。我去拜访费尔利先生，就是为了要办妥这一切，要取得一封邀请信，可以拿去给格莱德夫人看。其他的事这里就不必多谈了。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绅士不但身体差劲，头脑也差劲，我把我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了费尔利先生。
①我回到黑水园府邸（带着这封邀请信），发现医生对玛丽安采用的愚笨的疗法已经造成惊人的恶果。高烧已经转为伤寒。我回来的那一天，格莱德夫人要强行进入病房服侍她姐姐。我毫不同情这位夫人，因为她犯了一件无法容忍的过失，她曾经管我叫间谍，严重地损害了我的感情。她不但妨害着① 仿效古罗马独裁者凯撒战胜法纳塞斯时所作的豪语。——译者注我，而且妨害着珀西瓦尔。尽管如此，但我是宽宏大量的，我总不能故意让她受到传染的危险。然而，我也不去阻止她甘冒危险。当时如果她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那样不惜耐心费时进行的复杂工作也许早已一蹴而就。结果是，医生出面干涉，她没能进入病房。
我早就主张去伦敦请医生。现在他们照我的意思办了。医生来到后，证实了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病情严重。但是，在疾病转为伤寒的第五天，我们又对这位可爱的病人有了希望。在这期间，我只离开黑水园一次——那一次我乘早车去伦敦，为我圣约翰林区的房子作了最后安排，并暗中探明克莱门茨太太确实没迁移，然后和吕贝尔夫人的丈夫初步解决了一两件小事。当晚我就回来了。又过了五天，伦敦医生说我们关心的玛丽安已安全脱险，此后只需当心护理就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机。既然病人无需医生治疗，我就走出了第一步棋，斥责医生无能。因为当时他是亲眼目睹我的行动的许多人之一，所以必须除掉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由于我事先关照，珀西瓦尔拒绝干预这件事），我达到了目的。我向这个可怜虫大发雷霆，他无法招架，终于被赶出府邸。
那些仆人是下一步需要清除的障碍。我又吩咐了珀西瓦尔（他那见义勇为的精神，有待我经常加以激发），于是，有一天，迈克尔森太太听主人说要解雇所有的仆人，不禁大为震惊。我们遣散了府邸中所有的仆役，只留下一个女扑打杂，这女仆其笨无比，我们尽可放心，她不会发觉我们的秘密。
仆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只需要支使开迈克尔森太太就行了，这件事做起来也很容易，我们差这位和善的女人去海滨为她女主人找一个住所。
当时的情况，正合我们的理想。格莱德夫人由于过分紧张，在房里卧病，那个愚蠢的女仆（我忘了她叫什么）夜里也被关在屋子里侍候女主人。玛丽安虽然恢复得很快，但还不能起床，由吕贝尔夫人照护着。除了我妻子、我和珀西瓦尔外，府邸里再没其他人了。在这样各方面都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就要应付下一件紧急的事，走出我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的目的，是要说服格莱德夫人，要她同意不必由她姐姐陪伴，单独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能使她相信玛丽安已经先动身去坎伯兰，否则我们就没法叫她自愿离开府邸。为了使她回心转意，我们就把我们关心的病人藏到黑水园府邸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在一个死沉沉的黑夜里，福斯科夫人、吕贝尔夫人和我（珀西瓦尔不可靠，他不够冷静），共同完成了这件隐藏的工作。当时的情景极端紧张，十分神秘而又生动。按照我的吩咐，那天清晨就用木头做好了搬运床铺的牢固的活动架子。我们不必惊动病人，只需在床头和床脚轻轻抬起床架，就可以把她和床铺一起移到我们选定的地方。这一次并不需要用什么化学药品。我们可爱的玛丽安病后虚弱，睡得很酣。事先我们已经打开房门，点好蜡烛。我仗着力气大，抬床头一面的架子，我妻子和吕贝尔夫人抬床脚另一面的架子。我抬着这珍贵无比的床架，既怀有男子汉的柔情，又显出慈父的关切。哪里去找一位现代的伦勃朗，来描绘我们的夜间行列呢？我不禁为艺术惋惜！为这最精彩的画题惋惜！你找不到一位现代的伦勃朗啊。
第二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动身去伦敦，我们请吕贝尔夫人照看被隔离在空屋子里的玛丽安，她慨然应允，情愿和她的病人一起被关闭两三天。我动身之前，已把费尔利先生表示愿意接他侄女回去、并嘱她去坎伯兰途中在她姑母家里过夜的那封信交给了珀西瓦尔，教他接到我的通知后如何把信给格莱德夫人看。我还从珀西瓦尔那儿获悉安妮·凯里里克从前住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并取得一封给院长的信，说明以前逃走的病人现在又要来就医。
我上次去伦敦时，已经作好安排，等我们早车到达伦敦，临时雇用的仆役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事先很周到地采取了这一措施，所以我们当天就能走出那第三步棋：安妮·凯瑟里克被我们手到擒拿。
谈到这里，日期是很重要的。我这人不但感情十分丰富，而且办事条理分明。我能把所有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先派我妻子乘一辆马车，去向克莱门茨太太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封冒充格莱德夫人在伦敦写的信就行了。克莱门茨太太被马车带走，我妻子途中借口要在一家店里买点儿东西，把她留在车上，然后躲开了她，回到圣约翰林区我的寓所，准备接待她所期待的来客。不用说，我们早就在仆人面前把这位来客说成是“格莱德夫人”。
同时，我已乘上另一辆马车跟了去，随身带着一封给安妮·凯瑟里克的信，说格莱德夫人要克莱门茨太太在那儿逗留一天，叫安妮由从前在汉普郡帮助她逃避了珀西瓦尔爵士、现在在门口候着的这位好绅士陪着一同去那里。这位“好绅士”差了马路上一个小孩送进去这封信，而自己则把车停在前面一两家门口等候回音。安妮一走出来，随手关上门，这位好人已经敞开车门接她，她刚一上车，车就开了。
（这里请原谅我插一句：瞧这件事够多么有趣！）在去林苑路的途中，我的同车人并没显出害怕。而我呢，一向能随意装得比谁都和善，这一次当然扮得完全像个慈父一样了。瞧我有种种理由赢得她的信任！我配的药她服后见了效；我就珀西瓦尔爵士对她构成的危险向她发出了警告。也许，我在这方面太一味自信了吧；也许，我过分低估了低能者下意识的敏感性了吧。无论如何，我肯定是疏忽了这一点：她走进我的屋子时会感到意外，但我并没为她作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一领着她走进客厅，她看见那儿只有陌生的福斯科夫人，就显得极度紧张。即使她能像狗嗅出不曾看见的生物那样在空气中觉出危险，也不会比当时更加突然地无缘无故显出惊恐。我宽慰她，可是没有用。她那份恐惧我也许还能设法消除，但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却是任何灵丹妙药也无法治疗的。使我万分惊恐的是，她突然开始抽搐，而按照她那体质，这种全身的震动可以使她随时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请了附近的一位医生，说“格莱德夫人”需要他去抢救。我感到无比地欣慰，因为这位医生很有本领。我告诉他：我这个客人智力很差，并且容易陷入幻想，接着我就作了安排，只让我妻子一个人在病房里守护着她。
其实，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根本不必担心她会泄露什么秘密。
我唯一感到恐怖的是：假格莱德夫人可能死在真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之前。
那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吕贝尔夫人，叫她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到她丈夫寓所里去找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珀西瓦尔，叫他给妻子看她叔父接她回去的信，就说玛丽安已经先走了，要她也在二十六日那天乘中午火车去伦敦。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病情，我认为有必要加速办理这件事，应当让格莱德夫人在比我原订计划更早的时候交给我来摆布。在那种捉摸不定的可怕的情况下，叫我还能作出其他什么安排呢？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候机会，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了。当时听到人家称呼“格莱德夫人”时，我仍能勉强稳定住自己，只是在几声哀叹中偶尔流露了感情。然而，在其他方面，在那个值得记念的日子里，福斯科已经一反常态，黯然失色了。
安妮·凯瑟里克夜里睡得很坏，醒来时很疲乏，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又有了起色。我的精神本来容易恢复，这时也跟着振作起来。直到第二天二十六日早晨，我才收到珀西瓦尔和吕贝尔夫人的复信。我预料，除非是发生了意外，否则他们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吩咐行事的，所以我就去定了一辆马车，准备到火车站接格莱德夫人，马车应于二十六日下午两点钟停在我家门口。看见所定的马车已登记好了，我就去和吕贝尔先生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开一张所需要的疯病人证明书，我还另托了两个人帮忙。其中一个是我的熟人，另一个是吕贝尔先生的相识。这两位都很有气魄，对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两个人当时都在为债务伤脑筋；两个人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我办完了这些事回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种。我回到家里，安妮·凯瑟里克已经死了。她死在二十五日，可格莱德夫人要到二十六日才能抵达伦敦！
我慌了。想象一下吧。福斯科也慌了！
这时我们要后退已为时太晚。医生为了给我省麻烦，自己不怕费事，还没等我回到家就已经亲自去报了死亡的日期。此前我的伟大计划一直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在它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二十五日发生的这件命运注定的事。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珀西瓦尔和我的利益危如累卵，我们更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这盘棋走到底。我竭力恢复了无比的镇静，我重新入局应战。
二十六日清晨，珀西瓦尔的信到了，说他妻子将乘中午火车抵达。吕贝尔夫人的信也到了，说她将在当晚随后抵达。于是，我乘马车出发，丢下了停在我家里的假格莱德夫人的尸体，到火车站接三点钟抵达的真格莱德夫人。我把安妮·凯瑟里克来我家时所穿的衣服都带在身边，藏在马车里座位底下，准备用它们来化装，使那个已死的复活，一变而成为这个活生生的。
多么精彩的情节啊！我要把它提供给英国新一代的小说家。我要把它作为崭新的题材，献给法国那些已经才思枯竭的剧作者。
格莱德夫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给她提取行李的时候站上的人又多又乱，我唯恐这件事耽误了更多时间（万一她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在那儿呢）。我们的马车一开动，她首先问我她姐姐的情况。我胡诌了几句最能安慰她的话，保证她这就上我家去看她姐姐。这次吕贝尔先生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的房子变成了我的寓所，他在门厅里迎接我们。
我把我的客人让到楼上后房里，两位行医的先生正在楼下等着看病人，准备为我出证明书。我安慰格莱德夫人，不得不说了几句有关她姐姐的话，然后分别向她介绍了我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简单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办理的手续。我一等他们离开，就重新走进屋子；为了早点儿结束这件事，我立刻向她危言耸听地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健康情况。
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格莱德夫人吓得昏了过去。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求助于科学方法。一杯下了药的开水和一瓶掺了药的嗅盐，解除了她的烦恼和恐慌。黄昏晚些时候，由于增加了药剂，她进入美妙无比的佳境，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吕贝尔夫人及时赶到，为格莱德夫人化装。夜里给她脱去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给她穿上安妮·凯瑟里克的，这一切都由老成持重的好吕贝尔夫人亲自动手，绝对符合规矩礼数。我整天里都让我们的病人保持半清醒状态，后来，由于我那医生朋友的巧妙协助，我比原来希望的更早获得了需要的许可证。那天晚上（二十七日晚上），吕贝尔夫人和我把我们复活了的“安妮·凯瑟里克”送到疯人院。院里人接纳她时都感到惊讶，但并没犯疑；这都亏了那许可证和证明书，珀西瓦尔的信，容貌的相似，身上的打扮，以及病人当时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立即回去，帮助福斯科夫人准备安葬假“格莱德夫人”，同时把真“格莱德夫人”的衣服和行李都保存好。
后来，它们全部都由灵车运送到坎伯兰。我参加葬礼，身服重丧，表现了应有的庄严。
以上这篇在不平凡的情况下写出的同样不平凡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我和利默里奇庄园进行联系时如何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我所定的计划如何获得光辉的胜利，计划完成后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一切都已经为人所知。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我先在感情上暴露了一个弱点，我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正是由于我不顾性命地热爱玛丽安，所以，她救走她妹妹时，我才会不采取自卫措施。我甘冒风险，相信格莱德夫人已绝对无法恢复她的身份。如果玛丽安或哈特赖特先生试图证明她的身份，他们只会自己在社会上落得身败名裂，被认为是在进行卑鄙的诈骗；人们都不会相信他们，瞧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危及我的利益，或者暴露珀西瓦尔的秘密了。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这样盲目地碰机会。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珀西瓦尔由于固执和粗暴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却让格莱德夫人免于重进疯人院，并让哈特赖特先生再有机会从我手里逃脱。总而言之，在这种紧要关头，福斯科是很对不起他自己的。瞧我竟然会一反常态，犯下这样可悲的错误啊！要知道，使我铸成大错的是我的感情；要知道，支配我的感情的是玛丽安·哈尔科姆的形象：这是福斯科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弱点！
我以六十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份坦白书，这样一篇绝妙的文章。青年们！
我要你们对我表示同情。姑娘们！我要你们为我洒泪。
以下让我再交代几句，好让那些屏神凝息地阅读此文的读者们轻松一下。
我凭自己的洞察力感觉到：那些遇事定要追根究底的读者们，看到这里不免要提出三个问题。现在我就将它们列举出来，一一加以答复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福斯科夫人总是那样毫不犹豫，一心要实现我最大的理想，执行我最巧妙的计策？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提一提我本人的性格，同时再这样反问一句：在人类历史中，你几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没一个女的紧跟着他，情愿为他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再说，我记得我如今是在英国写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是在英国娶的妻子——那么，我要请问：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一个女人出嫁后可以不依从丈夫的主张而自行其是？没有！她必须毫无保留地爱护、尊重、服从他。而这一切正是我的妻子所做的。我这里所持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我要高傲地声明，她是在正确地执行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闭口吧，不许你们诽谤！做妻子的英国妇女，你们都应当同情福斯科夫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安妮·凯瑟里克不是像当时那样死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帮助精疲力竭的大自然出一点儿力，为她取得永恒的安息。我就要打开人生的牢狱之门，让这个囚徒，这个在精神与肉体方面都是不可救药的囚徒，幸运地获得解脱。
第三个问题：读者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所有上述情况，难道会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绝不应当有这种想法！为了不要背上恶名，我不是很小心地避免犯那些不必要的罪行吗？像我这样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尽可以结果了格莱德夫人的性命。然而，我不顾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宁愿让自己的聪明机智、人道主义、慎重小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我仅仅是剥夺了她的身份。请以我所具有的能力来评定我的为人吧。将二者加以比较，我显得多么天真啊！相反，在我实际所作所为的事情当中，我又显得多么仁义啊！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声明，我要写成一份非常精彩动人的证明文件。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请欣赏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句吧——我最后把它们留给我永远离开了的这个国家。它们可以纪念这一件事，它们不愧出自我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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