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蒂娜

卡蒂娜
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在首次希腊战役最后几天的笔记
彼得先看见了她。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双手放在腿上。她两眼失神地盯着前面，却什么也看不
见，周围的小街上，人们提着一桶桶水来回奔跑，把水泼进正在燃烧的房屋的窗户里。
街对面的鹅卵石地面上，有一个死去的男孩。有人把他的尸体挪到了一边，以免挡路。
再往前一点，一个老头子在一堆碎石瓦砾上忙碌着。他把石头一块块搬起来，扔到一
边。他不时伏下身去，盯着废墟里看，一遍遍地呼喊一个名字。
周围到处都是喊叫、奔跑、火焰、水桶和灰尘。女孩静静地坐在石头上，茫然盯着前
方，一动不动。她的左脸在流血。血从额头淌下，又从下巴滴到身上那件脏兮兮的印花裙
上。
彼得看见了她，说道：“看那个小姑娘。”
我们朝她走去，芬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弯下腰去检查伤口。“好像是一块弹片。”他
说，“应该让她去看医生。”
我和彼得用我们的手搭了一把椅子，芬把小姑娘抱起来放在上面。我们返身穿过街道，
朝停机坪走去，我们俩脸对着小姑娘，弯着身，走得有点吃力。我可以感觉到彼得用手指紧
紧抓着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小姑娘的屁股轻轻坐在我的手腕上。我在左边，血从她的脸上
滴到我飞行服的袖子上，滑过防水的布料，落在我的手背上。小姑娘一直没有动弹，也没有
说话。
芬说：“她失血很多。我们最好走快一点。”
她在流血，所以我不怎么看得清她的脸，但可以看出她很可爱。高高的颧骨，一双圆圆
的大眼睛，是金秋天空一样的浅蓝色，她的黄头发剪得短短的。我猜她大约九岁。
这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初，在希腊的帕拉米夏。我们的战斗机中队驻扎在村庄附近一片泥
泞的场地。我们位于一个很深的山谷，周围都是大山。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现在，几乎在
不知不觉之中，春天已经来了。它悄悄地、迅速地到来，融化了湖里的冰，拂去了山顶上的
积雪；在整个停机坪上，都能看见嫩绿色的青草从泥泞里萌出，为我们的着陆铺了一层软
毯。在我们的山谷里，有温暖的春风和朵朵的野花。
德国人几天前横扫了南斯拉夫，目前正在调集武力，那天下午，空中飞来大约三十五架
道尼尔战斗机，轰炸了这个村庄。我和彼得、芬当时没有任务，于是我们三个就到村里去看
看能不能做一些救援工作。我们花了几小时在废墟里挖掘，帮村民把火扑灭，就在返回的途
中，看见了那个小姑娘。
当时，我们快要靠近停机坪了，可以看见飓风战斗机盘旋着准备降落，医生走出来站在
疏散帐篷前面，看是否有人受伤，这是他应尽的职责。我们架着孩子朝他走去，芬领先我们
几米，说道：“医生，你这个老懒鬼，你的活儿来了。”
医生很年轻、很随和，不喝酒的时候有些忧郁。一旦喝醉了酒，唱歌非常好听。
“把她送进医务室。”他说。我和彼得把小姑娘架进去，放在一把椅子上。我们把她留在
那儿，出来转到疏散帐篷那儿，看看小伙子们情况怎么样。
天已经开始变黑了。太阳在西边的山脊上沉落，一轮满月缓缓升上天空，那是轰炸者的
月亮。月光映照着帐篷的斜顶，使它们泛出白色。小小的白色金字塔，挺身而立，三五成
群、整整齐齐地聚在停机坪的边缘。它们聚在一起的样子，有点像受了惊吓的绵羊，而它们
彼此靠得很近的样子，又有点像人类，似乎它们知道即将大祸临头，似乎有人警告过它们可
能会被忘却、会被抛弃。就在我注视它们的时候，我似乎看见它们在移动，又稍稍聚集得更
近了些。
紧接着，悄悄地，毫无声息地，大山朝我们的山谷偷偷靠近了一点。
接下来的两天，飞行任务频繁。天蒙蒙亮就起床、飞行、作战、睡觉，接着军队撤退
了。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或者，也没有时间说更多的。但是到了第三天，乌云笼罩了大
山，飘进了山谷。天下雨了，于是我们都坐在炊事帐篷里，喝啤酒和当地的酒，雨点砸在帐
篷顶上，发出缝纫机一般的声响。然后吃午饭。整个中队的人都在场，这是好几天来的第一
次。十五位飞行员坐在一张长桌两边的板凳上，队长瘦猴坐在桌首。
我们的烤咸牛肉刚吃到一半，帐篷的帘子突然被掀开，医生走了进来，头上顶着一件滴
水的大雨衣。雨衣下面和他站在一起的，正是那个小姑娘。她头上缠着绷带。
医生说：“你们好。我带来一位客人。”我们扭过头，突然，我们下意识地全都站了起
来。
医生脱掉雨衣，小姑娘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看着这些男人，男人们也都看着
她。她那浅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不像一个希腊人。十五个肮脏
粗糙的外国人看见她进来都突然站起身，使她受了不小的惊吓，一时间，她半转过身，似乎
想要逃到外面的大雨中。
瘦猴说：“你好，你好啊。过来坐下吧。”
“说希腊语。”医生说，“她听不懂的。”
我和芬、彼得互相对视着，芬说：“天哪，这是我们的那个小姑娘。干得不错，医生。”
小姑娘认出了芬，她走过来，绕到芬站的地方。芬牵起她的手，领她坐到板凳上，然后
其他人也都坐了下来。我们给了她一些烤咸牛肉，她慢慢地吃着，一直低垂眼睛看着自己的
盘子。瘦猴说：“把佩里克利叫来。”
佩里克利是中队里的希腊翻译官。他是我们在亚尼纳找到的一个出色的男人，当时他是
地方学校的老师。战争打响以后，他就失业了。“孩子们不来上学了。”他说，“他们都在山里
打仗。我总不能教石头学算术吧。”
佩里克利进来了。他是个老人，留着胡子，鼻子又长又尖，有一双忧伤的灰眼睛。你看
不见他的嘴，但是他说话时，他的胡子显出一丝笑意。
“问她叫什么名字。”瘦猴说。
他用希腊语对小姑娘说了句什么。小姑娘抬起头，说：“卡蒂娜。”她只说了这三个字。
“听我说，佩里克利，”彼得说，“问问她坐在村里的废墟堆上做什么。”
芬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放过她吧。”
“问她，佩里克利。”彼得说。
“我该问什么呢？”佩里克利皱起了眉头问道。
彼得说：“你问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为什么坐在村里的废墟堆上。”
佩里克利挨着小姑娘在板凳上坐下，又对她说话。他语气温和，而且你可以看出他说话
时胡子在微笑，在鼓励她。小姑娘听着，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她只说了短短几个词，
老人翻译道：“她说她的家人埋在石头下面。”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大雨打在炊事帐篷的顶上，帆布在雨点的撞击下不住颤动。我站
起身，走过去掀开帐篷的帘子。大山被雨帘遮住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们从各个方向把我们
包围。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它们在嘲笑我们，嘲笑我们势单力薄，嘲笑飞行员们无谓的勇
气。我感觉到，真正机智的不是我们，而是大山。就在那天早晨，难道不是群山转身面朝北
边的泰匹林，目睹了一千多架德国飞机聚集在奥林匹斯山的阴影下吗？多多那山顶的积雪难
道不是在一天之内融化，让无数条小河流下来，淌过我们的停机坪吗？卡塔菲狄山难道不是
把它的头颅隐藏在云里，引诱我们的飞行员飞进那些白云，撞毁在它高低不平的山肩上吗？
当我站在那里，透过帐篷的帘子看着大雨时，我知道大山肯定转过来跟我们作对了。我
内心深处有这种感觉。
我返回帐篷里，看见芬坐在卡蒂娜身边，正在教她说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芬是否取得很
大进展，但我知道他有一次把她逗笑了，他能做到这点真了不起。我记得卡蒂娜突然发出的
大笑声，还记得我们都抬起头，看到了她的脸。我记得我们看到她的脸庞跟以前有多么的不
同。除了芬，没人能做成这件事。芬是个乐天派，在他面前，想要保持严肃是很难的。他性
情活泼，黑头发，个子高高的，他坐在板凳上，探着身子、面带微笑、低声细语，在教卡蒂
娜说英语，在教她怎么发出笑声。
第二天，天空放晴了，我们又一次看见了大山。我们在已经朝着塞莫皮莱缓慢撤退的军
队上空巡逻，遇到了正在俯冲轰炸士兵的几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和Ju-87轰炸机。我记得我
们击中了几架，但是他们击中了桑迪。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坠落。我呆坐了三十秒，注视着他
的飞机缓缓地盘旋落下。我等着降落伞的出现。我记得我接通了无线电，轻声地说：“桑迪，
你必须赶紧跳出来。快跳出来啊，你已经接近地面了。”然而降落伞没有出现。
我们降落滑行时，看见卡蒂娜和医生一起站在疏散帐篷外面。一个那么瘦弱的小姑娘，
穿着脏兮兮的印花裙，站在那里，注视着飞机进入停机坪降落。芬走进去时，她说：“塔吉里
斯，哈纳。”
芬说：“这是什么意思，佩里克利？”
“意思是‘你们又回来了’。”他笑着说。
飞机降落时，孩子用手指头数着数，这时她注意到少了一架。我们围站在旁边摘掉身上
的降落伞，卡蒂娜想追问我们这件事，突然有人说道：“注意。它们来了。”它们从群山的缝
隙中飞来，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小黑点，朝停机坪俯冲下来。
大家慌乱地奔向狭长的掩壕，我记得看见芬一把搂住卡蒂娜的腰，抱起她和我们一起躲
避空袭，我还记得在奔向掩壕的一路上，我看见卡蒂娜像小老虎一样反抗着。
我们刚钻进掩壕，芬刚把她放开，她就纵身跳出去，跑向飞机跑道。梅塞施米特式战斗
机俯冲下来，机关枪不断扫射，它们飞得真低啊，都能看见飞行员的鼻子从风镜下面突出
来。它们的子弹在周围激起一团团尘雾，我看见我们的一架飓风战斗机燃起了火苗。我看见
卡蒂娜就站在跑道中间，双腿分开，背对着我们，站得稳稳的，抬头看着那些俯冲而过的德
国兵。有生以来，我从没见过有谁那么娇小、那么愤怒、那么情绪激烈。她似乎正冲他们喊
叫，但是噪声太大了，除了飞机引擎和机枪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
接着，一切便结束了。这场袭击可谓来去匆匆，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有芬说道：“我永
远不会那么做，哪怕是疯了，也不会那么做。”
那天晚上，瘦猴拿出中队的档案，把卡蒂娜的名字写进了队员名单，并吩咐设备管理员
给卡蒂娜提供一顶帐篷。就这样，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卡蒂娜成了中队的一员。
不出两天，她就知道了每一位飞行员的小名或外号，芬已经教会她说“怎么样”和“干得
好”。
可是那段时间活动频繁，当我试图详细回忆当时具体做了什么时，脑子里只是一片模
糊。我记得大多数时候是护送布伦海姆轰炸机去法罗拉，如果不是，那就是在阿尔巴尼亚边
境轰炸地面的意大利卡车，或者收到诺森伯兰郡团的求救信号，说他们正遭到欧洲半数飞机
的惨烈轰炸。
所有这些我都记不真切了。那段时间的一切我都记忆模糊，只有两件事例外。一是卡蒂
娜，她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她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很高兴看见她。我
记得的第二件事是一天傍晚，大牛在一次单机巡逻之后走进了炊事帐篷。大牛是个身材魁梧
的男人，一对宽肩膀微微有些耸起，胸膛如同橡木桌面一样平坦。战争开始前，他做过许多
事情，其中大多数都是只有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做到的。他性格安静、随和，每次走
进一个房间或一顶帐篷，总显得好像自己弄错了，根本不应该进来似的。天渐渐黑了，我们
坐在帐篷里，玩掷钢板儿赌博的游戏，大牛走了进来。我们知道他刚刚降落。
他略含歉意地扫视了一圈，说：“你们好。”他慢慢走到吧台前，拿出一瓶啤酒。
有人说：“看见什么了吗，大牛？”
大牛说：“看见了。”然后继续摆弄着啤酒瓶。
我想，我们当时都非常专注于掷钢板赌博的游戏，因为有五分钟左右谁也没有再说什
么。直到后来彼得说道：“你看见了什么，大牛？”
大牛靠在吧台上，一会儿喝几口啤酒，一会儿往空酒瓶口里吹气，想弄出类似汽笛的声
音。
彼得说：“你看见了什么？”
大牛放下酒瓶，抬起目光。“五架S-79战斗机。”他说。
我记得我听见了他说这句话，但我还记得我们的游戏太刺激了，芬又有了一次赢钱的机
会。我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他错失良机。彼得说：“芬，我认为你要输了。”芬说：“去你的
吧。”
游戏玩完了，我抬起头来，看见大牛仍然靠在吧台上，把他的啤酒瓶吹得呜呜响。
他说：“这声音就像‘毛里塔尼亚号’开进纽约港。”他又开始往瓶口吹气。
“那些S-79怎么样了？”我说。
他停止吹气，放下了酒瓶。
“我把它们打下来了。”
每个人都听见了这话。顿时，帐篷里的十一位飞行员都停下手头的事情，十一个脑袋都
迅速转过去，看着大牛。他又喝了一口啤酒，轻声说道：“有那么一刻，我在空中数到十八顶
降落伞。”
几天后，他去巡逻，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不久，瘦猴得到雅典的消息，说中队要转移到埃莱夫西斯，从那里对雅典进行防
守，同时掩护我们的军队通过塞莫皮莱隘口撤退。
卡蒂娜跟着卡车队转移，我们叫医生一定要保证她安全到达。我们一共是十四个人，往
南飞过群山，两点半的时候降落在埃莱夫西斯。这是一个漂亮的停机坪，有跑道和机库，最
棒的是，开车二十五分钟就能到雅典。
那天傍晚，夜色正在降临，我站在自己的帐篷外。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注视着太阳渐渐
西沉，思考着我们要做的工作。我越想越觉得不可能完成。我抬起头，又一次看见了那些大
山。在这里它们离我们更近了，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挤压过来，它们肩并肩矗立着，巍峨、赤
裸，头颅耸立在云端，从三面把我们包围，只有南边是比雷埃夫斯和开阔的海域。我知道，
每天夜里，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我们都筋疲力尽地在帐篷里睡觉时，那些大山就会向前移
动，悄悄地、一点点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最后，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它们就会势不可挡地
向前翻滚，把我们推进海里。
芬从他的帐篷里出来。
“你看见那些大山吗？”我说。
“山里有很多神。凶多吉少。”他回答。
“我希望它们站住不动。”我说。
芬抬头看着帕尼萨山和彭特利孔山的悬崖峭壁。
“这些山里有很多神。”他说，“有时候，在半夜三更，天上有月亮的时候，你能看见神坐
在山顶上。我们在帕拉米夏时，卡塔菲狄山上就有一个神。他的块头像房子一样大，但没有
任何形状，黑乎乎的一团。”
“你看见他了？”
“当然看见了。”
“什么时候？”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他的，芬？”
芬说：“我们进雅典城吧。我们去看看雅典的女人吧。”
第二天，载着地勤人员和设备物资的卡车，轰隆隆地驶进了停机场，卡蒂娜坐在第一辆
车的前座上，医生坐在她旁边。她跳下来时，朝我们招手，一边大笑着，一边用奇怪的希腊
口音叫我们的名字。她仍然穿着那条脏兮兮的印花裙，额头上仍然缠着绷带。但是阳光照得
她的头发闪闪发亮。
我们给她看我们为她准备的帐篷，给她看那件小小的棉布睡衣，那是前一天夜里芬以某
种神秘的方式在雅典弄到的。白色的睡衣，胸前绣着许多蓝色的小鸟，我们都认为非常漂
亮。卡蒂娜立刻就想穿上，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让她明白，那是晚上睡觉穿的。芬不得不把
一套复杂的动作表演了六遍——假装穿上睡衣，然后跳到床上立刻睡着。最后，卡蒂娜拼命
点头，总算明白了。
接下来的两天，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另一个中队的剩余人员从北边过来，加入了我们。
他们带来六架飓风战斗机，这样一来，我们就一共有了二十来架飞机。
然后我们等待着。
第三天，德国侦察机出现了，在比雷埃夫斯上空盘旋，我们拼命追赶，但始终没能及时
追上他们。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的雷达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型号，现在已经被淘汰，我估
计永远也不会再使用了。在全国各地，在山区和岛屿的所有村庄里，都有一些希腊人通过野
战电话跟我们的小控制室联络。
控制室没有操作员，我们只能轮流在那里值班。第四天轮到我值班，我清楚地记得所发
生的事情。
早晨六点三十分，电话响了。
“这里是A-7，”一个希腊口音很重的声音说，“这里是A-7。头顶上有声音。”
我看着地图。亚尼纳的旁边画着一个小圆圈，里面写着“A-7”。我在地图上蒙着的透明胶
片上打了个叉，旁边写上“噪声”，还有时间：“0631”。
三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这里是A-4，这里是A-4。我头顶上有许多声音，”一个苍老而发颤的声音说，“但我看不
清，因为云太厚了。”
我看着地图。A-4是卡拉瓦山。我在透明胶片上又打了个叉，写上“许多噪声——0634”，
然后在亚尼纳和卡拉瓦之间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指向雅典，于是我发信号通知“预备”队员紧
急起飞，他们飞到空中，在城市上空盘旋。后来，他们看见一架Ju-88在他们上面的高空，但
他们一直没能追上它。当时我们的雷达就是这样工作的。
那天晚上我值完班后，忍不住想起那个独自坐在A-4观察点的一间小茅屋里的希腊老人，
他坐在卡拉瓦的山坡上，抬眼眺望白色的云团，整日整夜地侧耳捕捉空中的声音。我想象着
他听见声音、抓起电话时的那种急切，以及当电话那头的声音重复他的消息并向他表示感谢
时，他所感到的喜悦。我想到他的衣服，不知道是否足够暖和，接着不知怎的，我想到了他
的靴子，几乎可以肯定那双靴子已经没有鞋底，只塞着一些树皮和纸片。
那是四月十七日。就在那天傍晚，瘦猴说：“他们说德国人在拉米亚，这就意味着我们是
在他们战斗机的射程内。明天好戏就要开场了。”
果然。黎明时分，轰炸机过来了，上面盘旋着一些战斗机，它们是在守望轰炸机，时刻
准备突袭，但是只在有人妨碍轰炸机时它们才会出击。
我记得就在它们到来前，我们有八架飓风战斗机飞在空中。当时没有轮到我，所以我在
地面上注视着这场战斗，卡蒂娜站在我身边。这孩子一句话也没说。她时常转动脑袋，跟随
上面高空中跳动的那些银色小点。我看见一架飞机坠落了，后面拖着一条黑烟，然后我看着
卡蒂娜。这孩子脸上的仇恨，像一名内心充满恨意的老妇人所具有的那种激烈燃烧的仇恨，
那是一名老妇人的仇恨，这看上去令人感到怪异。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失去了一位名叫唐纳德的中士。
中午，瘦猴又收到了雅典发来的消息。消息说，首都士气低沉，为了向市民们显示我们
多么强大、拥有多少架飞机，要求每一架可用的飓风战斗机在城市的低空做编队飞行。我们
共有十八人起飞。我们组成密集的队形在主要街道上空飞来飞去，低得几乎碰到房顶。我能
看见人们抬起头，把手放在眼睛上挡住阳光，看着我们在头顶飞过。在一条街上我看见一个
老妇人，她却始终连头也没有抬。他们没有一个人挥手，于是我知道了，他们已经听天由
命。他们没有一个人挥手，我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脸，但也知道我们飞过时他们并不感到高
兴。
然后，我们朝塞莫皮莱飞去，并且中途在卫城上空盘旋了两圈。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
看见卫城。
我看见一座小山——看上去也就是个土堆——在小山顶上我看见了白色的柱子。它们数
量众多，整整齐齐地聚集在一起，并不显得拥挤，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我看着它们，惊叹怎
么有人能把这么多柱子以这么高雅的形式放置于这么一座小山上。
随后，我们飞向宏伟的塞莫皮莱隘口，我看见长长的一队队车辆慢慢地开向南边的大
海。偶尔我看见白烟腾起，那是一颗炮弹落在山谷里，我还看见一颗炮弹直接击中道路，使
卡车队伍形成一个缺口。但是没有看见敌机。
我们降落时，瘦猴说：“快把油箱加满，再次起飞。我认为他们正等着在地面抓住我
们。”
然而没有用了。就在我们降落后五分钟，他们就从天空冲了下来。我记得我当时在二号
机库的飞行员办公室，跟芬和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名叫帕蒂的大块头男人说话。我们听见子弹
打在机库的瓦楞铁屋顶上，接着听见了爆炸声，我们三个赶紧躲到房间中央的小木头桌子下
面。可是桌子翻了。帕蒂把它重新摆正，钻进下面。“躲在桌子底下踏实多了。”他说，“我只
有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才感到安全。”
芬说：“我从来没感到安全过。”他坐在地板上，注视着子弹在房间的瓦楞铁墙上打出一
个个窟窿。子弹打中铁皮时发出“啪啪”的巨响。
接着我们胆子大了起来，站起身，朝门外张望。停机坪上空有许多梅塞施米特式109战斗
机在盘旋，随即一架接一架拉起来，俯冲过机库，用机枪扫射地面。但他们还做了件别的
事。他们掀起座舱盖，飞过时抛出一些小炸弹，小炸弹落地时发生爆炸，把无数的大铅粒猛
地炸向四面八方。我们先前听见的就是这些爆炸声，铅粒打中机库时的声音真是震耳欲聋。
这时我看见了那些人，那些地勤人员，他们站在狭长的掩壕里，用来福枪朝梅塞施米特
式战斗机开火，以最快的速度装子弹、射击，一边嘴里高声地咒骂，他们滑稽可笑地、无望
地瞄准，用区区一杆来福枪瞄准一架飞机。埃莱夫西斯没有其他的防御。
突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全都掉转方向，打道回府，只有一架滑落下来，在停机坪缓
缓地机腹着地。
接着便是一片骚乱。我们周围的希腊人大呼小叫，他们跳上消防车，朝那架失事的德国
飞机驶去。与此同时，更多的希腊人从场地的各个角落冲出来，嘴里大喊着、咆哮着，要那
个飞行员偿还血债。他们是一伙暴民，一心想要报仇雪恨，这也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我们还
有别的考虑。我们想审问那个飞行员，所以希望抓活的。
瘦猴站在跑道上，朝我们大喊，我和芬、帕蒂和他一起朝五十码之外的那辆旅行车冲
去。瘦猴像闪电一样钻进车里，启动引擎，把车开了出去，与此同时我们三个跳上了踏板。
那辆载着希腊人的消防车开得不快，离飞机还有两百码，在地上奔跑的人距离更远。瘦猴把
车开得很快，领先了他们五十码左右。
我们跳下车，跑向那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坐在驾驶舱里的是一个黄头发的小伙子，
蓝色的眼睛，面颊红扑扑的。我从没见过谁的脸上露出那么强烈的恐惧。
他用英语对瘦猴说：“我的腿中弹了。”
我们把他从驾驶舱里拖出来，塞进汽车，那些希腊人站在周围看着。子弹打碎了他的胫
骨。
我们载着他开车返回，把他交给医生，这时我看见卡蒂娜站在近旁，注视着德国人的
脸。这个九岁的孩子站在那里看着德国人，说不出话来，她甚至一动也不动。她用双手紧紧
抓住自己的裙子，盯着那人的脸。“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她似乎在说，“一定是弄错了。
这个人黄头发、蓝眼睛，面颊红扑扑的。他不可能是他们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男孩。”他们
把他搬上担架抬走时，她一直注视着他，然后她转过身，从草地跑回了自己的帐篷。
晚饭时，我吃掉了我的那份油炸沙丁鱼，但没有胃口吃面包和奶酪。整整三天了，我的
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空落落的，就像马上要做手术或在牙医诊所里等着拔牙时那样。这
感觉持续了整整三天，从早晨醒来一直到晚上入睡。彼得坐在我对面，我向他询问了这件
事。
“这感觉我有了一星期。”他说，“对肠胃有好处。能把肠胃清清空。”
“德国飞机就像保肝丸。”坐在桌尾的芬说，“他们对你大有好处，是不是这样，医生？”
医生说：“你可能服药过量了。”
“我就是，”芬说，“我吃了太多的德国保肝丸。我没有看药瓶上的说明。就寝前服两
粒。”
彼得说：“我真想退伍啊。”
晚饭后，我们三个和瘦猴一起朝下面的机库走去。瘦猴说：“这种向地面的扫射使我忧心
忡忡。他们从来不袭击机库，知道我们从来不把任何东西放在机库里。我想，今天晚上我们
挑四架飞机，把它们放进二号机库吧。”
这是个好主意。飓风战斗机因为不可能一直在天上飞，一般都分散在停机坪的各个边
缘，然后一架接一架滑出。我们四个一人开一架，滑入二号机库，然后把那两扇大滑门合
拢，锁上。
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有从大山后面升起，一群Ju-87轰炸机开过来，把二号机库夷为平
地。他们的轰炸十分精准，紧挨着的另外两个机库毫发未损。
那天下午，他们击落了彼得。彼得飞往一个名叫卡尔基斯的村庄，那个村庄遭到Ju-88的
轰炸，此后，彼得再无音信。快活的、笑声朗朗的彼得，他的母亲住在肯特州一个农庄，经
常用浅蓝色的长信封给他写信，彼得把那些信装在口袋里，随身带着。
我加入中队以后，一直跟彼得合住一个帐篷，那天夜里我上床后，他回到了那个帐篷。
你不用相信我，我没有指望你相信我，我只是把当时的事情告诉你。
我总是先上床睡觉，因为那种帐篷很小，两个人同时在里面就转不开身。彼得一般总是
在两三分钟后进来。那天夜里，我上了床，躺在那里，想着今天夜里他不会来了。我想，不
知道他那蜷曲在飞机残骸里的尸体，是在某处荒凉的山坡上，还是沉到了海底深处，我只希
望他能有一个体面的葬礼。
突然，我听到了动静。帐篷的帘子被掀开，接着又合上了。但是没有脚步声。然后我听
见他在他的床上坐下。这是过去几个星期里我每天夜里都听到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砰的
一声，接着是行军床木腿的嘎吱声。飞行靴一只接一只被脱下来，扔在地上，其中一只总是
需要比另一只多两倍的时间才能脱掉。在那之后，是毛毯被拽上来的轻微的窸窣声，以及摇
摇晃晃的行军床承受一个男人身体时的嘎吱声。
这些是我每天夜里听到的声音，同样的声音、同样的顺序，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说
了声：“彼得。”帐篷里一片漆黑。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响。
“嘿，彼得。你今天真不走运。”然而没有回答。
我没有感到不安或害怕，但我记得当时我用手指摸了摸鼻尖，确保自己是真实的存在。
接着我便睡了过去，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
早晨，我看着那张床，发现它有人睡过。但是我没有对任何人声张这件事，包括芬。我
亲自把毛毯放回原处，把枕头拍了拍。
就在那天，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我们打了雅典之战。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后一场大
规模的空中格斗，因为现在飞机都是组成大规模的翼形和编队飞行，并且遵照指挥官的命
令，系统地、科学地进行袭击。如今，除非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一般不会在空中格斗。然
而雅典之战却是一场长时间的、漂亮的大格斗，十五架飓风战斗机对抗一百五十到两百架德
国轰炸机和战斗机。
中午刚过，轰炸机就开始飞来了。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太阳第一次透出了一点初夏的
暖意。天空一片蔚蓝，只偶尔点缀着几朵轻云，大山黑压压地矗立着，在蓝天的衬托下，轮
廓十分清晰。
彭特利孔山不再把头颅隐藏在云里。它俯视着我们，那么威严和阴森，观察我们的一举
一动，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毫无意义。人类是愚蠢的，生来注定一死，而大山和河流万
古长存，不会在意时间的流逝。早在许多年前，彭特利孔山不是曾经俯瞰塞莫皮莱，目睹了
一伙斯巴达人守卫关隘，抗击侵略者吗？它不是目睹了他们一直战斗到全军覆没吗？它不是
曾经目睹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列奥尼达弄得土崩瓦解吗？它不是曾经俯视萨拉米斯，俯视大
海，看见狄密斯托克利和雅典人把敌人赶出他们的海岸，使他们损失了两百多艘船吗？它目
睹了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现在，它俯视着我们，而我们在它眼里一文不值。大山的脸
上几乎显出了轻蔑的表情，一时间我似乎听见了诸神的笑声。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们势
单力薄，必败无疑。
刚吃过午饭，轰炸机就过来了，我们立刻看出它们数量庞大。我们抬起头，看见天空里
布满银色的小点，阳光在一百对不同的翅膀上闪烁跳跃。
我们一共有十五架飓风战斗机，它们在空中如暴风雨一般激烈作战。这样一场鏖战，具
体的细节很难记住，但我记得我抬头看见天空中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点。我记得我暗自纳闷，
那些不可能是飞机，绝对不可能是飞机，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飞机。
接着，它们就朝我们开火了，我记得我振动了一下机翼，这样就能绕小圈盘旋，之后的
事情，我只能记得一两个小小的瞬间，它们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
机从我右舷前十五分钟方向处开火，机枪喷出一股股火焰。那个德国人的降落伞打开时着了
火。有个德国人跟我并排飞，用手指对我做出粗鲁的手势。有架飓风战斗机跟一架梅塞施米
特式战斗机相撞。有架飞机撞到一个正拉着降落伞下降的人，飞机打着可怕的旋儿疾速冲向
地面，有人和降落伞悬挂在它的左翼上。两架轰炸机在急转弯躲避一架战斗机时撞在了一
起，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人在撞击的浓烟和残骸中被抛出机外，悬在空中，四肢呈大字张开。
告诉你吧，在那场战役中，没有任何事情不可能发生。有一个瞬间，我看见一架孤零零的飓
风战斗机在帕尼萨山顶盘旋，后面跟着九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接着我记得天空似乎突然
一片空旷，视野中一架飞机也没有了。战斗已经结束。我掉转方向，返回埃莱夫西斯，一低
头，看见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以及海湾边弯弯曲曲往南朝着地中海延伸的海岸线。我看见被
炸弹击中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看见码头上升起的浓烟和火光。我看见狭窄的海岸平原，看见
平原上的一堆堆小篝火，细细的黑烟袅袅上升，往东飘散。它们是飞机被击落后燃烧的火
焰，我只希望其中没有一架是飓风战斗机。
就在这时，我迎头碰上了一架落单的容克88，它是突袭后返航的最后一架轰炸机。它遇
到了麻烦，一个引擎正在冒黑烟。我朝它射击，但恐怕意义不大，它已经在坠落了。我们是
在大海上空，看得出来它不可能降落在陆地了。果然如此，它稳稳地落入了蓝色的比雷埃夫
斯海湾，距离海岸两英里处。我跟在它后面盘旋，等着看机上的人是否安全离开飞机，坐进
他们的小艇。
缓缓地，飞机开始下沉，机头扎进水里，机尾高高翘起。可是不见机组人员的影子。突
然，毫无预兆地，机尾的枪开火了。他们用机尾的枪突然开火，子弹在我的右翼上打出一个
个参差不齐的窟窿。我猛一转弯，我记得我朝他们大喊。我打开驾驶舱的盖子，喊道：“你们
这些吃了豹子胆的混蛋。但愿你们全都淹死。”轰炸机很快就沉没了。
我返回时，他们都站在机库外面，清点损失。卡蒂娜坐在一个箱子上，泪水顺着她的面
颊滚落。但是她并没有哭出声，芬跪在她身边，用英语跟她说话，轻声细语，忘记了她并不
能听懂。
在那场战役中，我们的飓风战斗机损失了三分之一，但德国人的损失更大。
医生正在给一个烧伤的人清理包扎伤口，他抬起头，说道：“你真应该听听当轰炸机从天
空坠落的时候，那些希腊人是怎么欢呼的。”
我们站在那儿闲聊时，一辆卡车开过来，里面跳出一个希腊人，说卡车里有一具支离破
碎的尸体。“这是手表，”他说，“是胳膊上的。”那是一块表面发光的银质腕表，背面有几个
大写字母。我们没有往卡车里看。
现在我们只剩下九架飓风战斗机了，我想。
那天晚上，英国皇家空军一位级别很高的军官从雅典过来，他说：“明天黎明时分，你们
都飞往迈加拉。顺着海岸线往南飞大约十英里。那儿有一片小场地，你们可以降落。部队在
那里连夜干活。他们有两个压路机，正在把地面碾平。你们降落后，必须立刻把飞机藏在场
地以南的橄榄树林里。地勤人员正去往更南边的阿哥斯，你们晚些时候加入他们，但你们可
以在迈加拉活动一两天。”
芬说：“卡蒂娜在哪儿？医生，你必须找到卡蒂娜，保证她安全到达阿哥斯。”
医生说：“没问题。”我们知道可以信任他。
第二天黎明时分，天还没有放亮，我们就起飞了，飞往十英里外迈加拉的那片小场地。
我们降落后，把我们的飓风战斗机藏在橄榄树林里，并从树上折下一些树枝盖住飞机。然后
我们坐在一座小山坡上，等候命令。
太阳在大山上升起来了，我们放眼眺望那片场地，发现一大群希腊村民离开迈加拉村
庄，朝我们的场地拥来。他们足有好几百人，大多数是女人和孩子，浩浩荡荡地拥向我们的
场地，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
芬说：“见鬼！”我们都在小山坡上坐直身子，仔细观察，想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
他们分散到场地的各个边缘，捡拾大把大把的石楠和欧洲蕨。他们抱着它们来到场地
上，排成长长的好几队，开始把石楠和欧洲蕨撒在草地上。他们是在伪装我们的降落场。压
路机在把地面碾平、供飞机降落时，留下了一些痕迹，很容易从空中看见，于是希腊人从自
己的村庄里倾巢而出，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开始弥补这个失误。直到今天，我也不知
道是谁叫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在场地上排成长长的队伍，慢慢地往前走，一边把石楠撒在地
上。我和芬走出去，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个头十分矮小，神情十分凄楚，黑黢黢的脸上布
满皱纹，动作迟缓地撒着那些石楠。我们走过时，他们停住手，露出微笑，用希腊语说几句
我们听不懂的话。其中有个孩子给了芬一朵粉红色小花，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就捏在手
里到处走来走去。
之后我们回到山坡上，等待着。不一会儿，野战电话响了。是那个级别很高的军官打来
的。他说，必须有人立刻飞回埃莱夫西斯，领取重要情报和资金。他还说，我们必须全体离
开迈加拉的小场地，当晚赶到阿哥斯。战友们说，他们会等我拿到钱回来后，再一起飞往阿
哥斯。
与此同时，有人告诉那两个还在碾平我们场地的军人，叫他们把压路机销毁，不让德国
人得到。我记得，当我钻进我的飓风战斗机时，看见两台巨大的压路机在场地上面对面朝对
方冲去，我记得就在它们相撞前的一刻，两个军人跳到了一边。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我看见那些撒石楠的希腊人都停住了手，抬头看去。他们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看着那两台
压路机。然后，其中一个拔腿跑了起来。那是一个老妇人，她开始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村庄，
一边跑一边嘴里喊着什么。立刻，场地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似乎都变得恐慌了，都
跟在她后面跑。我真想钻出飞机，跑到他们身边，向他们解释，我想说我很抱歉，但除此之
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想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回来。但是没
有用了。他们困惑不解、惊慌失措，纷纷跑回自己的家，他们一刻不停地跑，很快不见了人
影，就连年迈的老者也不例外。
我启动飞机，飞往埃莱夫西斯。我降落在一个死寂的停机坪。到处看不见一个人影。我
停好飓风战斗机，就在我朝机库走去时，那些轰炸机又过来了。我藏在一个战壕里，等它们
轰炸完，然后站起身，走向那间小小的作战指挥部。电话机还在桌上，我鬼使神差地，拿起
话筒，说了声：“喂。”
那头传来一个德国口音很重的声音。
我问：“你能听见吗？”那个声音答道：“是的，是的，我能听见。”
“很好，”我说，“仔细听着。”
“好的，请讲。”
“这里是英国皇家空军。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你明白吗？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
我把电话机从插座上拔下来，扔出了紧闭的玻璃窗外。我走出来时，有一个老百姓打扮
的小个子男人站在门边。他一只手里拿着手枪，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小口袋。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他用很流利的英语问。
我说：“是的，我想把重要的情报和文件带回阿哥斯。”
“在这里。”他说，然后把口袋递给了我，“祝你好运。”
我飞回了迈加拉。海上有两艘希腊驱逐舰，正在燃烧和下沉。我在我们场地的上空盘旋
示意，其他战友滑出跑道起飞，大家一起飞往阿哥斯。
阿哥斯的降落地是一片很小的场地。周围是茂密的橄榄树林，我们把飞机滑进去隐藏起
来。我不知道那片场地有多长，只知道在上面降落很不容易。必须让螺旋桨低速旋转，在着
陆的一瞬间马上刹车，一踩一松，看到飞机开始打转立刻再次刹住。不过只有一个人不慎滑
出跑道，撞毁了飞机。
地勤人员已经到了，我们从飞机里出来时，卡蒂娜拎着一篮子黑橄榄朝我们跑来，她把
橄榄递给我们，指指我们的肚子，示意我们快吃。
芬弯下腰，用手揉了揉她的头发。他说：“卡蒂娜，我们将来一定要到城里去，给你买一
条新裙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但没有听懂，然后我们都开始吃黑橄榄。
这时我看看周围，发现树林里满是飞机。树丛中几乎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一架飞机，我们
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希腊人把他们全部的空军力量都转移到阿哥斯，停在了那片小树林里。
它们都是奇特而古老的机型，没有一架的历史少于五年，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架飞
机。
那天夜里，我们睡在树下。我们给卡蒂娜裹了一件很大的飞行服，还给了她一顶飞行头
盔当枕头，她睡着后，我们坐在周围吃黑橄榄，从一个巨大的桶里喝葡萄酒。可是我们都很
疲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从早到晚，我们看着一辆辆载着军人的卡车在路上驶过，奔向海边，我们尽可能
频繁地起飞，在他们的上空飞行掩护。
德国人不停地飞过来，轰炸附近的道路，但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机场。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得到通知，所有能使用的飓风战斗机都在傍晚六点起飞，保护一次
重要的海上运输行动。我们仅剩的九架飞机加满了油，准备出发。六点差三分时，我们把飞
机滑出橄榄树林，滑向跑道。
前两架飞机起飞了，可是它们刚离开地面，空中就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俯冲而下，朝它
们开火，使它们都燃烧起来。我看看周围，发现至少有五十架梅塞施米特式110战斗机在我们
场地上空盘旋，就在我注视的时候，其中的几架掉转身，朝着剩下的、正在等待起飞的七架
飓风战斗机俯冲下来。
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我们的每架飞机都在第一次突袭时被击中，滑稽的是，只有
一位飞行员受了伤。现在起飞是不可能了，我们便跳出自己的飞机，把受伤的飞行员从驾驶
舱里拖出来，抬着他跑回狭长的掩壕，跑回希腊人挖的那些美妙的、又大又深的、之字形的
狭长战壕。
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不慌不忙。地面和空中都没有抵抗力量，只有芬在用他的左轮手枪
射击。
遭遇空中扫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特别是他们的机翼上装着大炮。除非有一条很深的长
战壕可供躺在里面，不然根本没法保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认为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吧，那些德国飞行员都是先袭击战壕，再去轰炸飞机。最初的十分钟，大家都在战壕的拐弯
处疯狂乱窜，以免在一条与来袭飞机的飞行路线平行的战壕里被打个正着。那真是狂乱而恐
怖的十分钟啊，每个人都在大喊着“又来了一架”，同时都手忙脚乱地冲过拐弯处，躲进战壕
的另一部分。
然后，德国人去袭击飓风战斗机，同时袭击停在橄榄树林里的那一大批老式希腊飞机，
他们有条不紊、很有章法地让一架架飞机起了火。声音震耳欲聋，子弹射向四面八方——树
林里、岩石间、草地上。
我记得我从我们战壕的上沿小心翼翼地张望，看见一朵小白花，就在离我鼻子几英寸的
地方。纯白色的，有三个花瓣。我记得我的目光越过它，看见三架德国飞机，朝停在场地另
一边的我的那架飓风战斗机俯冲下去，我记得我朝他们大喊大叫，但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突然，我看见了卡蒂娜。她正从停机坪远端的角落里跑出来，她以最快的速度，一刻不
停地跑向这场枪林弹雨、飞机燃烧的混战的中心。有一次她被绊倒了，但挣扎着又爬起来，
继续往前跑。接着她停住脚步，站在那里往上看，朝飞过的那些飞机举起了拳头。
我记得，就在她站在那儿时，我看见一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转过头，低低地直朝她开
过去，我记得自己在想，她那么小，不可能被击中。我记得看见德国飞机逼近时，机枪里喷
出的火焰，我记得我看见那孩子，在那短短的一瞬，立住一动不动，面对着敌机。我记得风
吹拂着她的头发。
然后她就倒下了。
接下来的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在四面八方，男人们纷纷从地上出
现。他们从各自的战壕里爬出来，像一群疯狂的暴民，拥向停机坪，奔向躺在场地中央的那
个一动不动的小小身影。他们蹲着身子，跑得很快，我记得我从战壕里一跃而出，加入了他
们的队伍。我记得我什么也没想，只盯着前面那个男人的靴子，注意到他有点儿罗圈腿，而
且他的蓝裤子太长了。
我记得看见芬第一个赶到，后面紧跟着一个名叫威什弗的中士，我记得看见他们俩抱起
卡蒂娜，迅速跑回战壕。我看见了她那血肉模糊的腿，我看见了她的胸口，鲜血喷出来染红
了她的白色印花裙。有一刻我看见了她的脸，白得像奥林匹斯山顶上的雪。
我和芬一起奔跑，他边跑边不住地说：“该死的混蛋，该死的、挨千刀的混蛋。”我记得
我们赶回战壕时，我环顾四周，发现不再有任何声音和射击。德国人已经离开。
芬说：“医生在哪儿？”医生突然出现了，站在我们身边，看着卡蒂娜——看着她的脸。
医生轻轻摸了摸她的手腕，没有抬头，低声说道：“她已经没气了。”
他们把她放在一棵小树下，我扭过脸去，看见到处都是数不清的飞机正在燃烧的火焰。
我看见我自己的那架飓风战斗机在近旁燃烧，我站在那里，绝望地盯着火苗在引擎周围跳
跃，舔舐着金属的机翼。
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火苗，看着看着，火焰变成了更深的红色，我在火焰后面看到
的不是扭曲缠绕的冒烟的残骸，而是一团更炽热、更强烈的熊熊之火，在希腊人的心中燃烧
不灭。
我仍然呆呆地看着，这时我看见在火焰的中心，当红色的火苗蹿动时，有一种闪亮的白
热，那么耀眼夺目，没有任何色彩。
我呆呆地看着，那强光弥漫开去，变得像阳光一样柔和、金黄，透过它，越过它，我看
见一个小孩子站在一片场地中央，阳光照得她的头发闪闪发亮。她站在那里，抬眼望着天
空，天空那么蔚蓝、清澈，没有一丝云彩。然后她转过身，朝我看来，就在她转身的时候，
我看见她那条白色印花裙的胸前有一片深红色，那是血的颜色。
接着，不再有烈焰，也不再有火苗，我看见面前只有一架被烧毁的飞机那发红、扭曲的
残骸。我一定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