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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赖茅斯的酒店里，卡尔加里早早吃完饭后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了。在艳阳角的经历让他深受震动。他原以为这会是件苦差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去做的。然而整个过程虽然让人痛苦沮丧，却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一下子倒在床上，点上一根烟，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
他脑海中最清晰的画面是临别时赫斯特那张脸。面对他对公道的诉求，她那种鄙夷不屑的拒绝！她是怎么说的来着？“要紧的不是有罪的人，而是那些无辜者。”然后是那句：“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吗？”但他做什么了？他不明白。
还有其他人。那个他们都管她叫柯尔斯顿的女人（为什么叫柯尔斯顿？这是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她可不是苏格兰人——没准儿是个丹麦人或者挪威人？）她说话干吗那么凶巴巴的，带着苛责？
利奥·阿盖尔也有些怪异的地方——那是一种回避、一种警觉。毫无疑问，最自然的反应应该是“谢天谢地，我儿子是无辜的！”，但这在他身上丝毫都看不出来！
还有那个女孩——给利奥当秘书的那个女孩。她很体贴地给予了帮助。但她的反应也很奇怪。他记起她跪在阿盖尔椅子边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她在同情他、安慰他一样。安慰他什么呢？为了他的儿子并没有犯下谋杀罪？而且毋庸置疑——没错，毋庸置疑——那超出了一个秘书该有的感情——哪怕是一个已相处多年的秘书……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他们为什么——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卡尔加里拿起听筒。
“喂？”
“是卡尔加里博士吗？这儿有个人要找您。”
“找我？”
卡尔加里有些吃惊，就他所知，没有人知道他在德赖茅斯过夜。
“谁？”
有片刻的停顿。接着酒店的接待员说：“是阿盖尔先生。”
“哦。告诉他——”亚瑟·卡尔加里在马上就要说出口他会下去的时候打住了。如果利奥·阿盖尔出于某种原因尾随他来到了德赖茅斯，并且想方设法找到了他下榻的地方的话，那么在楼下大庭广众的休息厅里讨论这件事有可能会让他觉得有些尴尬。
于是他改了口：“让他上楼到我房间里来好吗？”
他从床上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敲门声响起。
他走过去打开门。
“请进，阿盖尔先生，我——”
他停住了，吓了一跳。来人不是利奥·阿盖尔，而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英俊而黝黑的面庞被那一脸的怨气毁了。这是一张轻率鲁莽、愤愤不平而又郁郁寡欢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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