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接近我到坎伯兰的第三个月的月底。
早晨，我仍在通常的时间来到楼下的餐厅里。自从我认识哈尔科姆小姐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按照习惯坐在餐桌前面。
费尔利小姐在外面草坪上。她向我点头，但是不走进来。虽然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并不是怕说了什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但是都由于意识到不好意思承认的那种困窘而不敢单独相会。她在草坪上等着，我在餐厅里等着，都在等候魏茜太太和哈尔科姆小姐进来。两星期前，我会多么急于要走到她跟前，我们俩总是那样忙着握手，紧接着就很自然地开始了习惯的谈话。
又过了几分钟，哈尔科姆小姐才进来。她带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心神恍惚地道了歉，说她来迟了。
“我有事耽搁了，”她说，“费尔利先生要和我谈一谈，商量家里的一件事。”
费尔利小姐从花园里进来，我们照常像早晨见面时那样互相问安。我觉得她的手从来不曾这样冷。她眼睛不朝我看，脸色十分苍白。停了一会儿，魏茜太太走进来，连她也注意到了。
“大概，这是因为风向转了吧，”老奶奶说。“冬天快到了——啊，亲爱的，冬天就要到了！”
在她的心中和我的心中，冬天早已到了！
我们早餐的时间（从前总是那样谈笑风生，讨论着一天的安排）是短促和沉默的。费尔利小姐好像由于谈话一再停顿得过久而感到难过，就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姐姐，希望她把谈话继续下去。哈尔科姆小姐一再踌躇，最后忍不住带着一种完全异常的神气开始谈话。
“今儿早晨我去看了你叔叔，劳娜，”她说，“他认为应当收拾好那间紫色的房间，他还证实了我对你说的话。那天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二。”
听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费尔利小姐向桌子低下了头。她的手指紧张地摸索着撒在台布上的面包屑。她脸上的苍白一直扩展到唇边，看得出，连嘴唇也在颤抖。当时不单是我注意到了。哈尔科姆小姐也看出来了，她立刻第一个站起身，离开了餐桌。
费尔利小姐跟着魏茜太太一起走出去。一时间，她那双默默含愁的温和的蓝眼睛看了看我，预示了即将长期诀别的悲哀。我觉得自己的心随着一阵疼痛——痛楚向我说明，我不久肯定会失去了她，但我对她的爱则将由于失去了她而变得更加始终不渝。
她身后的门刚关上，我就朝花园那面转过身去。哈尔科姆小姐手里拿着帽子，臂上搭着围巾，正站在那扇对着草坪的大玻璃窗旁边，留心地瞅着我。
“您回到自己屋里去工作之前，”她问道，“这会儿有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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