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九日——我刚走到楼梯口，就从劳娜锁门的事情想到了自己也应采取的预防措施：锁上我的门，一离开屋子就把钥匙带在身边。我的日记和其他记录都已收在抽屉里，但我的文具却在外面。文具中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的是两只鸽子从同一只杯子里喝水的普通图案，此外还有几张吸墨纸，上面留下了昨晚写的最后几行日记的迹印。我现在会遇事猜疑，胡思乱想，认为连这样无足轻重的东西都需要看管好，否则会有危险——我不在的时候，甚至锁好的抽屉都好像不够安全，除非采取更稳妥的办法，不让别人走近那抽屉。
看来不像有人趁我和劳娜谈话的时候到屋子里来过。我曾经吩咐仆人不要整理我的文具，它们仍像往常那样乱糟糟地摊在桌上。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图章跟铅笔和火漆端端正正地放在盘子里。我散漫成性，一向不把它放在那里，而且不记得曾经把它放在那里。然而，由于我回忆不起原先是把它放在别的什么地方，猜想这一次我是否会无意中恰巧把它放在了适当的地方，再说这一天发生的事已经够我心烦的，所以我还是不必再为这样一件小事去伤脑筋吧。我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就到楼下去了。
福斯科夫人独自在门厅里望着那晴雨表。
“雨没停，”她说，“恐怕还有得下哩。”
她样子很沉静，又是那副习惯的表情和习惯的脸色。但是她指着晴雨表标度盘的那只手仍在哆嗦。
她会不会已经告诉她丈夫，说偷听到劳娜在我面前骂他是“奸细”呢？
我非常疑心她已经告诉了他；我不禁为这件事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恐惧（尤其因为这种恐惧十分迷离恍惚，因而感到更加难受）；妇女们通常都会彼此注意到种种足以说明真象的琐事，所以我也深信福斯科夫人虽然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是在那一万镑遗产问题上仍然对这位代人受过的侄女耿耿于怀——这些想法一起涌上我的心头，促使我试图运用自己的影响与力量为劳娜说项，希望她所犯的错误能得到宽恕。
“是不是可以请您原谅，福斯科夫人，让我很冒昧地向您谈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
她双手交叉在胸前，严肃地一鞠躬，但一句话不向我说，始终不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
“您费神给我送去那块手绢的时候，”我接着说，“我非常担心您无意中听到了劳娜说的一些话，那些话我不愿意向您重复，也不试图为它辩解。
我只希望您并未重视这件事，没在伯爵面前提起它。”
“我根本不重视这件事，”福斯科夫人说，口气又尖锐又突兀。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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