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这篇故事全部交代清楚，我还得补叙两件事情。
经过长时期的抑郁，我们初次感到心情轻松了；就在这时候，最初给我介绍木刻工作的那位朋友找我去，又一次表示关怀我的生活。他的几位老板都很想知道法国人在木刻实际应用方面的一项新发明究竟具有什么优点，派他去巴黎代为进行了解。他本人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出差，于是，承他好意，提议转托我去办这件事。我很感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委托，因为，如果我能按照理想完成这项任务，以后就可以经常为那份画报工作，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只偶尔为它作画了。
我听了他的嘱咐，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我再一次把劳娜托付给她姐姐（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我和我妻子都一再为之感到不安的一件重要的事，也就是玛丽安的终身大事。难道我们可以这样只顾自己，只管接受这位慷慨无私的姑娘的爱，让她为我们献出她的一生吗？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难道我们不应当忘了自己，单纯去考虑到她吗？这一次临走之前，趁只有我和玛丽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试图和她谈这件事。她拉住我的手，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她说，“除非是到了最后永别的时候，否则咱们是再也不分离的了。我的感情，我的幸福，沃尔特，都跟劳娜和你联系在一起了。再过一些日子，等到可以在你们的炉火旁听到孩子的声音，我要教孩子用他们的语言代我说话，那时候他们向父母背诵的第一课是：咱们离不开阿姨！”
那一次我不是单独去巴黎。在临行的最后一刻，帕斯卡决定和我同去。
自从那天晚上去歌剧院以后，他始终没能恢复往常的愉快心情，现在决意要试一试，看一周的休假能不能使精神振作起来。
在我们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我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写好了需要的报告。
第五天，我作了安排，准备陪帕斯卡到各处游览取乐。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由于客人太多，没能把我们俩安排在同一层楼上。
我的房间在二楼，帕斯卡的房间在上面三楼。第五天早晨，我上楼去看教授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去，刚要走上楼梯口，我看见他的房门从里边开了——扶着半掩着的门边，是一只纤长的神经质的手（那肯定不是我朋友的手）。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帕斯卡用他的本国语压低了声音急着说：“我记得那名字，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你在歌剧院里看到，他样子完全变了，所以我没法认出他来。我要把报告送上去，此外我不能再做什么了。”“用不着再做什么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回答。房门敞开，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那个人，正是我一星期前看见他尾随福斯科伯爵的马车的那个人，走出来了。我闪到一边，他向我鞠了一躬（瞧他那张脸苍白得可怕），走下楼梯时紧紧地扶着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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