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了门，克莱门茨太太亲自出来开了。她问我是干什么的，看来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向她重述了我和白衣女人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谈话后见到她的情形，说时特别提醒她，我就是（像安妮·凯瑟里克自己所说的）安妮逃出疯人院被追捕时那个帮助她脱险的人。当时我只有用这方法赢得克莱门茨太太的信任。果然，我一提到这件事情，她就想起了以往的经过，随即把我让进客厅，急着要知道我是否带来了有关安妮的消息。
如果我告诉她全部经过，那必然会涉及有关阴谋的细节，而向一个局外人谈那些细节是很危险的。我还必须十分当心，不要让她对此事怀抱幻想，于是向她说明，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查明应对安妮失踪一事负责的人。为了自己将来不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又补充说，对是否可以找到她一事我并不抱任何希望；说我相信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之所以关心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惩罚两个人，因为我怀疑这两人拐走了安妮，而且他们还使我和我的一些好友受到严重的伤害。一经把这几点解释清楚，我就让克莱门茨太太自己作出判断：我们是否共同关心这件事情（不论我们抱着什么不同的动机），她是否愿意协助我去进行这项工作，向我提供她所掌握的有关材料。
开始时这个可怜的妇人听得糊涂了，在激动下不大理解我的意思。她只能说，为了报答我对安妮的盛情厚谊，她乐意告诉我所有的事。但是她和生客谈话时不能很快找到一个头绪，所以问我应当从哪里谈起。
根据我的经验，要使一个不习惯于整理思想的人谈话，最困难的就是要她叙述一件久远以前发生的、需要进行回忆的事。我先请克莱门茨太太告诉我她离开利默里奇村以后发生的事，然后我很当心地试着提出问题，让她逐步地谈到安妮的失踪。
以下就是我这样探听后获悉的内容：——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离开了托德家角农庄，当天抵达德比；为了安妮的原故，她们在那里待了一星期。接着她们就到了伦敦，在当时克莱门茨太太所租的公寓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由于住宅和房东方面的某些原因，她们不得不搬了家。她们每次出去，安妮总是害怕在伦敦市内和附近地方被人发现，克莱门茨太太也逐渐顾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搬往英格兰的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即林肯郡的格里姆斯比镇，那是她已故丈夫早年住的地方。
丈夫的亲族在镇上都很有地位，他们一向待克莱门茨太太很好，所以她认为最好是到那儿去住，遇事可以有丈夫的朋友帮着她出主意。再说，安妮坚决不肯回到韦尔明亨她母亲家里，因为她是在那里被送进疯人院的，而且珀西瓦尔爵士肯定会到那里去，再一次找到她。她的反对具有充分的理由，克莱门茨太太认为很难驳回她。
在格里姆斯比镇首次发现了安妮的严重病症。报上刊出了格莱德夫人结婚的新闻，安妮一看到就发病了。
请来的那位医生立刻发现她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她病了很长一个时期，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后来病情虽然逐渐减轻，但间或仍有反复。因此，第二年上半年她们一直留在格里姆斯比镇；按说她们还会在那里住上很久，但是这时安妮突然决定要到汉普郡去私下会见格莱德夫人。
克莱门茨太太竭力反对她为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去冒险。安妮也无法解释自己的动机，只说她相信自己离死期已近，还有一件心事，无论冒多大的危险，也要去和格莱德夫人密谈一次。她对这件事已经拿定主意，说如果克莱门茨太太不愿意陪她上路，她就要单独去汉普郡。医生听了这情形，认为坚决反对很可能使她发病，甚至会对她有生命危险；克莱门茨太太接受了医生的忠告，虽然又一次预感到会有麻烦和危险，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依着安妮·凯瑟里克的意思做了。
在从伦敦去汉普郡的途中，克莱门茨太太发现，有一个同路人对黑水园附近的情况很熟，可以让她知道当地所有的路途远近。她从谈话中获悉，如果要让居住的地方远离珀西瓦尔爵士的府邸，以免发生什么危险，她们最好是住在一个叫桑登的大村庄里。那村庄和黑水园府邸相距三四里，所以安妮每次到湖边去，来回要走很多路。
在桑登村的头几天里，没人发现她们。她们住在离村庄不远的农舍里，房东是一个很规矩的寡妇，有一间卧室出租；由于克莱门茨太太千叮咛万嘱咐，至少在头一个星期里，房东把她们的事瞒得很紧。克莱门茨太太也曾竭力劝安妮别去见格莱德夫人，而是先写一封信给她。但是因为上次寄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匿名信提出的警告没能起作用，所以这次安妮决意单独走一趟，坚持要亲自去和格莱德夫人谈话。
但是，安妮每次到湖边去，克莱门茨太太总是在暗中尾随着她，只是不敢走近船库，所以没看到那里发生的事。安妮从附近危险的地方回来，每天走的路太多，再加上情绪本来就很激动，以致身心方面都感到困乏，终于带来了克莱门茨太太长期来一直担心的后果。安妮的心脏痼疾，以及在格里姆斯比镇出现的其他病症，这时又复发了，于是她只好在农舍中卧床静养。
在这危急关头，克莱门茨太太凭经验知道，首先需要让安妮的焦急心情平静下去；为此，这位善良的妇人第二天就亲自前往湖边，看是否能够找到格莱德夫人（据安妮说，夫人每天总要出来散步，一直走到船库那儿），然后邀她悄悄到桑登村附近农舍里去一趟。走到种植场外边，克莱门茨太太遇到的不是格莱德夫人，而是一位年龄相当老的绅士，他身材高大，手里拿着一本书——那就是福斯科伯爵。
伯爵首先很仔细地向她打量了一阵，然后问她是不是要在那里找什么人；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伯爵就接着说，他是为了替格莱德夫人捎一个口信，正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不知道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他要与之联系的。
克莱门茨太太一听这话，立即向他说明来意，并请他把那口信告诉她，好让安妮安心。伯爵毫不犹豫，慨然答应了她的要求。他说那口信十分重要。
格莱德夫人请安妮和她的好友立即赶回伦敦，因为她确信，如果她们再在黑水园附近多待一些时候，珀西瓦尔爵士就会发现她们。格莱德夫人本人日内也要去伦敦；如果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先去那里，让她知道那里的住址，她们在两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她的回音，并和她见面。伯爵还说，他原来打算当面警告安妮，只是怕安妮看到一个陌生人去和她谈话会受惊。
那时克莱门茨太太非常慌乱和焦急，当即回答说，她巴不得能将安妮平安地送回伦敦，可是目前没法让她离开附近危险的地方，因为她正卧病在床。
伯爵问克莱门茨太太曾否去请医生；听到克莱门茨太太说，因为害怕村里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至今还不敢这样做，伯爵说他本人就是医生，如果克莱门茨太太愿意，他可以和她一同去，看是否能为安妮想点儿办法。克莱门茨太太千恩万谢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当然相信伯爵，因为连格莱德夫人都把她的秘密口信托给了他），和他一同前去农舍。
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安妮正在酣睡。伯爵一看见她就大吃一惊（显然是由于看见她和格莱德夫人长得相像而感到惊奇）。可怜的克莱门茨太太还以为他是看见安妮病重而吃惊哩。他不让克莱门茨太太吵醒了安妮——他只看了看她，轻轻地诊了诊她的脉，问了克莱门茨太太几句有关病情的话。桑登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那里有一个杂货铺和一家药房，于是伯爵就到那里去开了药方，配好了药。他亲自把药带回来给克莱门茨太太，说那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安妮服后肯定可以起床，去伦敦时不致感到劳累，因为那段路程只需要走几个小时。当天和第二天，病人都应当在指定的时间服药。到了第三天，她就好上路了；伯爵和克莱门茨太太约好了在黑水园火车站碰头，他将送她们乘中午班的火车。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不见她们前去，他就可以假定安妮的病势变得更为严重，那他就会立刻到农舍去看她。
后来并没发生这类意外的事。
安妮服了兴奋剂，效果异常好，再加上听克莱门茨太太说不久可以在伦敦见到格莱德夫人，她就更感到安慰了。她们准时到达火车站（在汉普郡待了总共不到一星期）。伯爵已等候着她们，当时正在和一位中年以上的夫人谈话，看来那位夫人也是乘那班火车去伦敦的。他很客气地招呼她们，亲自送她们上车，并请克莱门茨太太别忘记把她的地址寄给格莱德夫人。中年以上的夫人，没和她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她们也没看见她抵达伦敦终点站后去往哪里。克莱门茨太太住进幽静地区的一所上等公寓，然后按照约定的做法写信把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
过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她仍没收到复信。
就在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夫人（就是她们在火车站看见的那一位）乘着马车来到，说她是格莱德夫人派来的，格莱德夫人当时在伦敦一家旅馆里等着见克莱门茨太太，要约一个时间会晤安妮。克莱门茨太太当然表示乐意去（安妮当时在场，也劝她去），尤其是因为她这次前去最多只需要离开寓所半个小时。于是她和那位中年以上的夫人（那分明是福斯科夫人）乘那辆马车走了。车刚走了一段路，还没到那家旅馆，那位夫人就吩咐把车停在一家店铺门口，请克莱门茨太太稍等一会儿，因为刚才她忘了买一件东西。此后，她再也没回来。
克莱门茨太太等了一阵，惊慌起来，就吩咐车夫赶车回她的寓所。等她回到那里，离开总共不过半小时多一点儿，安妮失踪了。
她向公寓里的人打听，最后只从一个女仆口中得到一点消息。女仆给一个街上来的小孩开了门，小孩留下一封信给“住在三楼的年轻女人”（三楼指克莱门茨太太所住的地方）。女仆送去信，然后走下楼，五分钟后看见安妮戴着头巾帽系着围巾开前门出去了。那封信大概是被她带走了，因为此后再没有找到，也就无法知道它是怎样把她骗走的。但诱骗的借口肯定很富有迷惑性，否则她在伦敦决不会自动地一个人离开寓所。克莱门茨太太要不是凭经验对这一点感到很放心，那她哪怕是短短半小时也无论如何不肯乘车外出的。
等到清醒过来，克莱门茨太太自然首先想到要去疯人院打听，担心安妮又被送回到那里了。
她以前曾经从安妮口中获悉疯人院的地址，所以第二天就赶到了那里。
她得到的答复是：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被送回来（她去打听时，很可能是在假安妮·凯瑟里克被关进去的前一两天）。她于是去信韦尔明亨给凯瑟里克太太，问她可曾看到她女儿，或者听到她的消息，但回信说不知道。收到了那封信后，她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完全不知道应当再向什么地方打听或者采取什么措施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安妮失踪的原因和她最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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