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有希望吗？”汤米问。
“没有，”塔彭丝说，“但不能说毫无希望。总之，老人们都知道那件事，也告诉了我不少事情。大多数人都从年长的亲友那里听过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或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东西的事。有人说到陶器花瓶里藏着的遗嘱，有人说到被称为牛津和剑桥的那两只小陶凳。但看起来都不太像我要找的东西。”
“可能谁家有还在上大学的侄子，把东西带去牛津和剑桥了吧？”汤米说。
“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有人提到玛丽·乔丹这个名字了吗？”
“都是道听途说——没有任何人能肯定玛丽是个德国间谍，她们都是从祖母、婶婶、姐妹、兄弟或邻家大叔的海军朋友这些知道案件详情的人那儿听来的。”
“他们说到过玛丽·乔丹的死了吗？”
“他们认为她的死和跟莴苣与菠菜被混淆有关。他们说，除了玛丽之外，其他人都知道两者的区别。”
“有趣，”汤米说，“结论一样，但说法不同。”
“说法可能太多了，”塔彭丝说，“一个叫贝茜的说：‘我只听祖母说过这件事，案件发生时祖母还是个小女孩，所以细节上可能有误，她常常颠三倒四的。’汤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混在一起了。有间谍说，有野餐中毒说，不一而足。我没有获知确切的日期，这也难怪，谁家奶奶讲的故事有明确的日期啊。奶奶说：‘我当时只有十六岁，真是太可怕了。’事实上，当时的岁数已经无法查证了。奶奶也许会把自己的年龄说成是九十岁。人一过八十，都想说得比实际年岁大。如果是七十岁，就会说还只有五十二岁。”
“‘玛丽·乔丹’，”汤米引用这个名字时加重了语气，“‘并非自然死亡’，他一定是有所怀疑才这么说的。他会这样告诉警察吗？”
“你是说亚历山大？”
“也许他说得太多了，所以必须死。”
“还是和亚历山大有关，是吗？”
“从墓地可以知道亚历山大去世的时间。但玛丽·乔丹——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去世时间和死因。”
“我们终究会知道的，”汤米说，“你可以把已经知道的名字、日期和一些事情列成一张表。有时你会感到惊讶，从表上的一两个字眼里竟能发现这么多事情。”
“你好像有很多有用的朋友。”塔彭丝羡慕地说。
“你也有。”汤米说。
“我可没有。”
“你不是动员了很多人吗？”汤米说，“你带着生日册去见一位老夫人，又去养老院拜访。继而又知道了她们的奶奶、叔叔、阿姨、教父以及熟悉海军的大叔大爷讲述的事情，也许这其中就能碰到原海军上校讲述的间谍故事。只要能找到几个确切的日期，调查就能有些进展，我们也许能——谁说得准呢——找到些线索。”
“我在想那些他们所说的在上大学的是谁，就是在牛津或剑桥藏东西的人。”
“他们似乎和间谍活动关系不大。”
“也是啊。”塔彭丝说。
“还有医生和牧师们，”汤米说，“可以调查一下这些人。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真是希望渺茫。塔彭丝，这些天有人尝试着对你做过些什么吗？”
“你是说前两天有人想要我性命的事吗？不，没有。没有人邀请我去野餐，车子的刹车也没问题。盆景屋虽然有除草剂瓶，但盖子并没有打开。”
“那也许是伊萨克放的。哪天你拿着三明治去那儿时说不定会把它混进去。”
“太过分了，”塔彭丝说，“别说伊萨克的坏话。他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了。这么一说倒让我觉得，我想到——”
“你想起什么了？”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塔彭丝眨着眼睛说，“说到伊萨克使我想起了一些事。”
“哦，天哪！”汤米叹了口气说。
“一个老妇人每晚都会把宝贝藏在手套里，”塔彭丝说，“我想那应该是耳环。她以为大家都想毒死她。另外，还有人说，一个人常把东西收在慈善箱里。你知道有一种为流浪汉募捐的陶器箱吧？上面贴了标签条。但这个箱子显然不是为流浪汉而设。她常放五镑纸币进去作为储备金，钱满了再马上拿走。然后她会另买个箱子，把原来的那个打破。”
“每次要放五英镑吧！”
“这是个存钱的好办法。我侄子埃姆林常说，”塔彭丝显然在引用谁的话，“‘没人会偷流浪汉和慈善家。打破慈善箱的话，一定会被发现，是不是？’”
“在楼上房间整理书时，你有没有翻过略显沉闷的布道书？”
“没有，为什么要查那些书？”
“我只是觉得那里很好藏东西。那种神学方面的书最无聊了，把书掏空塞些东西很正常。”
“没有什么被掏空的书。要是有，我一定会注意到的。”
“你看过那些书吗？”
“当然没有。”
“没看过怎么能下定论呢？你一定把它们抛在一边啦。”
“我只记得《成功的王冠》那本书，”塔彭丝说，“有两个版本。但愿我们的努力也能收获到王冠。”
“似乎不太可能。谁杀害了玛丽·乔丹？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写这样一本书。”
“找到凶手才能写。”塔彭丝阴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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